《清明上河图》中的民生情怀

千余年来，《清明上河图》声名显赫，被广泛传播与仿摹。直到今天，此画仍然大有用武之地——被制作成各种类型的工艺品，为影视剧提供参考，为景区提供原型，为研究中国画提供素材，是各大美术院校师生学习中国画的重要临摹范本之一，不一而足。

元代杨准在《清明上河图》的题跋中提到此画卷前有宋徽宗题签，明代李东阳也说其卷首有宋徽宗瘦筋五字签及双龙小印。

根据他们的说法，此画完成后当是献给了宋徽宗。如此，描写汴京的富庶繁华，显然是为迎合当时的统治者服务的。尽管如此，由于作者对生活的深刻认识以及严谨的创作态度，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宫廷画师的局限，刻画了大量船夫、纤夫、车夫、搬运夫的劳苦及商贩的忙碌场景，反映了劳动者的伟大。

但如若我们透过表面的热闹去深入观察《清明上河图》，又会发现画中还揭示了太平盛世下“隐藏”的另一番景象，并构成了一系列鲜明的对比——画面中，既有郊外乘轿、骑马前呼后拥回城的富人，也有赶驴、徒步的穷人；既有酒楼中饮宴的豪门子弟，也有辛苦工作的搬运夫、紧张劳动的船夫、来来往往的太平车夫、忙忙碌碌的水夫；既有鳞次栉比的建筑、恢弘的街景、繁忙的市井生活以及宏伟华丽的城楼、彩楼，也有荒郊中简陋的农舍，而且茅舍多于瓦房，可见即使是生活在首都汴京旁边，农民的住房条件也不好。

在城门东面的护城河桥一带，张择端还集中画了四个乞丐：第一位乞丐是残疾人，坐在离城门不远的地上向行人乞讨，旁边挑担的、走路的、伫立的，都同情地看着他，一位骑驴戴帷帽的妇女也回头注视着他；第二位与第三位乞丐是一大一小两个孩子，他们伸手向栏杆旁观景的人乞讨，一位观景者侧身递右手给了大孩子些钱；第四位是在骑驴老者与牛车之间失去双臂的乞丐。诚然，乞讨现象在哪个时代都有。宋徽宗即位初期，曾接受宰相蔡京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慈善制度”，建居养院照顾鳏寡孤独者，建安济坊收养贫病交迫者，建漏泽园安葬贫无葬地者，但真正获得实惠的人少之又少。官方记载，宣和二年（1120），汴京一次性赈济的贫民、乞丐多达22000人。虽然客观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在宋代著名风俗画家，如朱锐、李唐、苏汉臣等人的笔下是看不到这一类题材的。他们创作了以劳动者、小市民和儿童生活为题材的风俗画，如朱锐画《骡纲困》《盘车图》《运粮图》《春社醉归图》等，李唐画《放牧图》《灸艾图》《雪天运粮图》《春社醉归图》等，苏汉臣画《货郎图》《戏婴图》《百子嬉春图》《渔村聚乐图》等。这类画不仅为老百姓喜闻乐见，对于统治者来说，也因其粉饰太平的特点而备受喜爱。所以，张择端敢于在画中直面现实的阴暗面是要有勇气的。

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这些特意的安排可谓一种“画谏”，也许是针对宋徽宗、蔡京等“丰亨豫大”之说进行讽刺，以使沉溺于享乐中的统治者反省。因此，张择端显示出与一般的风俗画家简单地描绘风土人情、一般的御用画家一味地歌功颂德不同的气象，虽然他的画里各色人等都有，但无论从数量上来看，还是从活跃程度上来看，都不是纯客观的记录，而是着重表现了劳动者及小商贩们为谋生而进行的辛勤劳作以及小市民们的节日欢愉。正是这些人，才是汴京繁华的创造者。

北宋末年，宋徽宗在蔡京、童贯等人的蛊惑下，陶醉于腐朽的糜烂生活之中。其统治腐败，内外矛盾相当尖锐，江南方腊揭竿而起，各地起义不断。北宋朝廷还不识时务，联金灭辽，致使金朝更为强大，对宋朝虎视眈眈。虽然《清明上河图》中展现了气势磅礴的繁盛景象，但是张择端在其《清明上河图》中是含有深意的，绝不仅仅只是寓意所谓的政治清明，而是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暴露了当时社会的某些不合理所在，如郊外荒凉、贫富悬殊、乞丐行乞、官员松弛、士兵懈怠等，在喧哗的外表下揭示了宋朝统治的某些危机，也许这些正是作者有意点睛之笔，使人看到繁荣之中的另一番景象，显示了张择端居安思危的情怀。

通过剖析这幅图像，可以窥见画家张择端是试图通过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反映一些社会问题，表达自己的劝诫创作观。如此看来，张择端是一位有着耿直的性情而独持己见、不肯苟合于俗流的画家。《清明上河图》的画艺虽然十分精湛，前无古人而且直到今天也后无来者，但是由于画中有些内容触犯了统治者之忌讳，引起了部分人的不快，所以不对这幅旷世杰作进行宣传与著录，使得张择端之名湮没于画史，世人不知其身世，这些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