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风度

齐桓公，“春秋五霸”的首霸，多么厉害的人物，他在北边击退狄人，帮助燕国夺回土地。燕国国君很感激，送别齐桓公的时候一送五十里，竟然送到了齐国的境内。齐桓公突然发现，这不对，按照周朝礼仪，只有送天子才能送出自己的国境，诸侯和诸侯之间是不允许的。那怎么办，齐桓公说自己不能担当此礼，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就把这多出来的地割让给了燕国……

这是申赋渔在《君子的春秋》里讲述的一个故事。春秋，历代史家的眼中是诸侯争霸、礼崩乐坏的春秋，但在申赋渔的眼中，却是一个“君子的时代”，连“首霸”齐桓公都如此大仁大义。

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申公巫臣、延陵季子、伍子胥、孔子，申赋渔在他的书中一共写了10个春秋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中有霸主、勇士，也有哲人和文士。“他们不只人生互相衔接，在时间上贯穿起整个春秋，还是历史节点上的关键人物，同时，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申赋渔为每个人都做了一段简短的评语。郑庄公：他不为已甚，从容自如，用一种高明的手腕，挑战了原本天经地义的道德与秩序；齐桓公：仁义是一种力量，远国民众仰望他如父母，近国民众跟从他如流水；宋襄公：他迂阔而悲凉地坚守着崩溃中的礼义，至死而不悔；晋文公：流亡19年，尝尽人间冷暖，然后又用9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也概括了什么叫春秋风度。

春秋，仅《左传》上记载的盟会就有100多次，战争有300多场，大小诸侯国见诸经传的170多个，其中有36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总之听上去霸道、血腥、复杂、混乱。但申赋渔从霸主角度来分析春秋时代：正因为战乱频仍，所以春秋需要“方伯”——也就是“霸主”来主持公道，保持一种相对的稳定与和平。“如何保持？首先要有实力，另外还要讲礼，无礼不能称霸。《春秋》中经常出现‘礼也’‘非礼也’‘君子曰’等言辞，来评论一个人或一件事。春秋是霸主的时代，也是君子的时代。四方诸侯在追逐霸业的同时，也讲究礼节和道义。”

春秋时期，迎宾送别，婚丧嫁娶，祭祀盟会，节庆仪典，都离不开礼乐，连排兵作战都要依礼而循。行礼、奏乐、吟诗是春秋时祖先的日常生活。

公元前544年，吴国的季札（又称延陵季子，春秋时吴王寿梦第四子）出使中原，到的第一个大国是鲁国。鲁国是周公姬旦的封国，周天子为了尊崇周公，特意将全套的礼乐赠给鲁国。季札一到这个著名的“礼乐之邦”，就请求观周乐。

乐工奏乐，歌者唱诗，舞者起舞，季札“闻弦歌而知雅意”，听完一首，点评一首，对每首乐曲的背景和内涵都如数家珍，甚至还听出了象征意味。最后一曲《韶箾》，就是孔子听了之后三个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季札听后感慨：“德行至此，已经尽善尽美，如果还有其他的乐曲，我是再不敢请求演奏了。”

乐与礼密不可分，懂乐即知礼。季札如此深厚的学养，一下子传遍了诸侯。孔武有力的吴国，以季札证明了自己还是一个文明之邦。

申赋渔说：“那时的中原大地，是真正的礼仪之邦，而礼乐，只是外在的形式。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只有形式，并不是真正的优雅。所有这些形式，都要服从于内在的‘仁’。没有仁德，算不上君子。”

所谓君子，必须有着人性的优雅。为了这优雅，他们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比如，宋襄公，在很多人眼里是个愚蠢的人。泓水之战，楚军过河过了一半，宋襄公不让打，楚国排兵布阵没排好，也不让打，那样太不君子，最后自己大腿中了一箭，伤重而亡，成了历史上一场著名的笑话。对此，申赋渔却帮我们分析：“从时间上来看，齐桓公去世以后称霸的是宋襄公，但其实宋襄公称霸没称起来，国家实力不行，自己也去世了。为什么司马迁还要称他为‘五霸’之一呢，因为他坚守了礼，是一个君子。”

申赋渔说：“春秋之时，周天子的权威不再，可是他所象征的礼乐尚存。礼乐也成为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力量。春秋结束了，礼乐的余音渐渐远去，然而君子之风却从远古一直吹拂到今天。每个时代都有人不时地穿越时光，回溯到春秋，去那里汲取智慧、优雅和力量。”

申赋渔用通俗的现代汉语讲述春秋历史，他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书中所有的内容都有出处，“在我不大的寓所里，堆满了书，因为经常要查证”；第二，力求用现代汉语来表达美感，让小学高年级以上的孩子就能看懂故事，中学生能够理解精神，而大学生和更大年纪的人能从中看到更多。

申赋渔《君子的春秋》最后一个人物是孔子。孔子一生流离，四处碰壁。有一次，师徒一行走到空旷无人处，已经断粮数日，好几个弟子饿得爬不起来了。孔子依然讲学、诵诗，弦歌不衰。子路不高兴了，问老师：“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回答：“君子在穷困的时候能保持自己的人格，而小人在穷困的时候就要胡作非为了。”

孔门之学如和风一般从春秋一直吹进战国，中华大地上，一个哲学家的黄金时代因之来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随着孔子的去世，一部浩荡的春秋史也就走到了尾声。

春秋到底结束于何时，有很多种说法：一种是公元前841年，这一年，“西狩获麟”，孔子叹息“吾道穷矣”，就此结束了《春秋》的写作；另一种是司马迁的说法，把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6年）作为春秋的结束；第三种是司马光的说法，他在编写《资治通鉴》时，以公元前403年作为战国开始之年，这一年，周威烈王正式策命韩、赵、魏三家，与燕、秦、齐并列为诸侯。

申赋渔比较认同的是韩、赵、魏灭智氏的这一年，即公元前453年。为此，申赋渔用彼时的一个故事来结束他关于春秋风度的讲述：晋国的智伯有一个臣子，名叫豫让，听闻智伯被赵家杀死后，说：“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要为他报仇。”然而，他两次行刺赵襄子均告失败，赵襄子认为他是个贤人，两次都放过了他。第三次抓住豫让时，赵襄子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报仇，豫让回答：“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赵襄子无奈，只好杀了他。

正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优雅君子，用自己的精神风度丰润了整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