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center][font=宋体][size=4]我的自行车情缘[/size][/font][/align]
[font=宋体][size=4][align=center]□相秋喜[/align]
1979年，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家里增添了一辆旧的28型永久牌自行车。那是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当队长的父亲每天骑着它，风里来、雨里去，为集体和家里奔走。偶尔休息时，我推着、练着，在大人们的帮助下，学会了骑自行车。趁大人们不注意，我常常把车推到巷里。能骑上自行车，那是最大的乐趣。

1980年8月，我考入三家庄公社重点中学，距村四五里，每周日下午背着馍菜步行去学校不足一小时，周三下午再次回家取馍菜，需两个小时。当时，全班五六十名学生，只有四五个同学有自行车。路上，若遇见同学骑自行车飞驰而过，大家都很是羡慕。有一次，我刚到学校，着急回家取东西，就借了一辆自行车，不到半小时就返回学校，太方便了。

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责任制第二年，运城塑料薄膜覆盖、棉瓜套种的试验基地在西里庄二队，父亲是队长，运城地区农业局的两名技术员就住在我家。家里3亩棉花地，套种早熟盛开花甜瓜，在技术员精心指导下，长势喜人。中考结束后，正值盛开花甜瓜上市，父亲由于忙于集体，就给我置了一套自行车卖瓜行当：新买的两个竹筐平放地上，把两根胳膊粗的结实木头放在上面，然后留出自行车后架距离，用铁丝扎紧，两个筐洽好平衡。每天天未明，父亲就到地里摘瓜，装满两筐（约50公斤），两人抬上自行车，有时再增加一个袋子。我每天早上骑着家里的永久牌自行车，随人流去运城卖瓜，头戴草帽、载着两筐瓜、把上挂着秤，每次收入三四十元。一个多月，再算上父亲地头批发给小贩的，家里总共收入800多元。父亲说：“今年有钱了，给你买辆自行车。”8月下旬，我接到安邑高中录取通知书后，父亲急了，因为买自行车要指标，父亲想买一辆永久牌新车，怎么也没有买到。直到后半年，买回一辆红旗牌自行车，旧永久牌车才真正成为我的专车。

1985年，我成为一名乡镇干部，在西姚乡工作，花180元买了一辆白山牌新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田间地头与父老乡亲拉家常，干群一家亲。当然，我自己跟着父亲也学会了补胎、换胎，还备了一套工具。骑自行车进城下乡是那个时代乡镇干部的标志。

1993年，我买了一辆建设牌摩托车，告别了自行车时代。2014年买了一辆小汽车，单位上班、城里开会、家里微信，三点一线，独来独往，再也没有边骑自行车边聊天那种亲近之感了。自行车时代让我难以忘怀。于是，我又买了一辆捷达牌赛车，这辆车成为我的最爱，周日或节假日同几个驴友一起出游，走进人群，亲近大自然，真是好不惬意。[/size][/fo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