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尽坎坷 不改初心——罗力立散文

历尽坎坷 不改初心

——记我的母亲樊桂英

罗力立

20年前，重度中风、在病床上不会翻身、不能说话、和死神抗争了近十年的85岁的母亲，终于撇下了我，永远地走了。

出殡那天，她身上覆盖着印有镰刀锤头的党旗。我注意到，她的遗容非同一般：非常洁白，耄耋之年竟没有一点老年斑，就像她生前的心境一样冰清玉洁，就像她的人生一样纯正无邪。

她已经去世20年了，可她在病中一次次呼唤我，我坐在她身旁，一口口给她喂饭的情景，还是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

一

母亲樊桂英，1916年出生在安邑县一个普通农家。兄弟姊妹8人，她最小，总穿哥哥姐姐的旧衣服。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小学毕业后，她到运城上了女师。她爱读鲁迅和巴金的作品，思想活跃。因反对会考，闹学潮，她被父亲幽禁在家，不许继续升学。可是母亲渴望求知，我善良的外婆便偷偷卖掉自己唯一的私产——一个三钱重的金指环，让她当路费跑到西安考取陕西省立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半工半读。

当时正值西安事变前夕，受到全国人民抗日洪流的影响，她于1936年12月初参加了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请愿大示威，还和6位同学一起参加了绥远抗战慰劳团，路上被“中央军”四十军扣留，后乘机逃脱。双十二事变后，她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7年，她从助产学校毕业后，留在学校附属产院服务。1938年，住院产妇刘群先（博古的爱人）介绍她到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中共中央举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彬，副主任是胡乔木。在这座革命青年的熔炉中，她学习马列主义、抗战理论，思想产生飞跃，确立了信仰，后由吴仲廉、张杰二位同志介绍，于1938年2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5月，党派她到甘肃兰州参加地下党甘肃省工委工作，担任工委妇女委员。为了工作方便，党决定让她和工委副书记罗云鹏假扮夫妻组成家庭，以做生意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经过5个月“假夫妻”生活，他们相知相爱了，并由谢觉哉介绍，结为真夫妻。当时的罗云鹏刚届而立之年，却已是资深的地下工作者了。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他便入党，并被捕入狱一年多，出狱后调上海、青岛、大连等地从事地下工作。他们的结合很简单，没有华丽的爱巢，从未拍过合影，但共同的理想志趣，为他们缔造了坚如磐石的爱情。他们在各方面取长补短，生活虽然艰苦，感情却十分美满。1939年9月，母亲生下了一个8斤重的胖胖的女婴，就是我，取名罗俐丽。

然而，不幸的事突然发生了，1940年6月6日凌晨2时，父亲和在我家开会留宿的工委书记李铁轮、工委青年委员林亦青3人一起被捕。本来母亲有充裕的时间抱着我跑到八路军办事处，那就安全了。可她放不下丈夫和同志，到看守所送饭，又抽空烧毁藏在家里的党的文件、资料，直到两天后才欲抱着我离开，也不幸被敌人抓走。

我们被捕后，共转移了4次，最后被关在偏僻的兰州沙沟秘密监狱，一关就是6年。父母亲多次被酷刑折磨，父亲在狱中曾患伤寒病，两度失明。但他们始终坚强不屈，在狱中成立党小组，鼓动难友越狱。母亲还常给难友缝补衣服。

有一次，敌人提审母亲，要她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要她和已暴露身份的罗云鹏脱离夫妻关系，并给她十指钉竹签，加以威逼。母亲几次昏厥过去，醒来后不断呼喊：“他是共产党，我不怕，我不会离开他……”当她回到号子里时，我从土炕上掉下来，哭哑了嗓子。母亲用血肉模糊的双手抱起我，母女的泪水融汇在一起。

1946年2月27日，父亲被国民党特务活埋，时年37岁。临刑前，敌人还在劝降，父亲慷慨陈词：“我生为共产党人，死为共产党鬼。”他对党的忠诚动天地、泣鬼神。从此，7岁的我失去了父亲，30岁的母亲失去了丈夫。父亲牺牲前嘱咐母亲将我的名字“罗俐丽”改为“罗力立”，这个名字赋予我们面对厄运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引领我们在任何逆境中都要有力量站起来。

同年8月，敌人在清理积案时，由于缺乏母亲是共产党员的证据，便让她填了一张开释表，将我们释放。

1947年4月，母亲带着我到西安投奔我姨妈。姨妈年轻守寡，有4个孩子，经济困难。为了生存，母亲得想法赚钱。得知当时陕西省立医院需要助产士，但条件必须是国民党员才能入职，她只好托老同学弄了一张假国民党员证，才得以入院工作。

在这期间，她到陕西耀县四哥、四嫂家去过。耀县是紧靠解放区的拉锯地带。她四嫂加入一贯道。母亲听她说，该道中有人常到延安、洛川、宜川等地去传道，母亲便混入一贯道，目的是乘机去延安，找党组织。后来她发现一贯道里面有国民党特务组织，人员很复杂，想通过它去延安很困难，便打消了原来的设想。

为了找党，母亲1948年8月带着9岁的我和住在姨妈家的60多岁的外婆，冒着生命危险，一路上受尽兵匪盘剥，渡过黄河，从蒋管区西安回到解放区山西安邑——她的娘家。她找组织心切，回来后很快到县政府找王菁华县长说明情况。王县长热情接待并介绍她到运城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

接着，母亲的狱中难友、共产党员赵子明、王芳、纪宇等人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母亲在狱中6年，虽经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于是，1950年7月10日，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决定“恢复樊桂英同志党籍”。

二

回到了解放区，再也没有特务跟踪，又恢复了组织关系，母亲如释重负，终于可以甩开膀子为党工作了。在担任运城人民医院产科医生期间，她昼夜忘我工作，经常把我一个人反锁在屋子里。

1951年根据工作需要，上级又派她到运城专署保育院任副院长，后又担任了院长。她熬夜钻研幼教理论，把心思全放在孩子们身上，领导和家长都很满意。

1952年，在审干整党运动中，她本着对党忠诚的态度交代了出狱时填过开释表，没有承认自己是党员，但也未出卖同志和党组织；还交代了在西安为了糊口冒充国民党员的事；还讲了她在陕西耀县参加过一贯道，目的是想借传道之机，到延安去找党。本来这些事都可以理解，但当时组织上给她下的结论是：自首，叛党。

1954年7月31日，中共运城地委组织部作出决定：“为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决定开除党籍。”我当时上初中，不懂个中事由，只记得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很伤心地哭泣。我不敢多问，只能给她递去湿毛巾。这时，她突然仰起挂满泪水的脸，失声地问：“你想不想爸爸？”我说：“想啊！想啊！”我们只能抱头大哭。那时我多么希望爸爸能出现在我们面前，抚慰一下万分痛苦的母亲。母亲是如何努力地克制着内心的创伤埋头工作，十多岁的我还不大懂，我所看到的是，保育院的孩子们个个干净、健康、漂亮、活蹦乱跳；我还看到，络绎不绝的带孩子入住的家长们和慕名而来的参观者。

文革结束了，“四人帮”粉碎了，随着我党平反冤假错案的英明举措，年过花甲的母亲的命运才开始有了转机。1979年1月，运城地委将她的右派改正；1981年，母亲离休；1983年1月，她恢复党籍；1989年5月，经省委组织部批准，母亲参加工作时间由1938年更改到1936年12月，并享受副厅级待遇，成为老红军干部。

她离休后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多么希望她老人家能健康长寿，永远快乐。谁料想在1992年，她突然中风失语，卧床不起，饱受折磨，疼痛发作时，要靠打杜冷丁才能止痛。母亲病重期间，当时的运城县委领导曾多次到家里探望，领导还责成县医院专门成立了樊桂英治疗小组，精心予以治疗。

1994年3月10日，西部歌王、我们的难友王洛宾，专程从新疆乌鲁木齐赶来运城看她。她已不会说话，见到王洛宾便失声大哭，让在场的家人痛彻肺腑。

母亲患病后期，我和老伴儿都已进入花甲之年。我身体不好，老伴每晚都多次给母亲翻身、换尿布，因此，母亲卧床10年，从未长过褥疮。周围的人都夸奖，说这样的女婿少有，胜过亲生儿子。

然而，无情的病魔还是夺走了她的生命。2001年1月30日，85岁的母亲终于闭上了眼睛，走完了她极为坎坷的一生。

母亲的追悼会十分隆重，相关领导亲临会场，并致悼词说：“樊桂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共和国的历史上留下了她和家人鲜红的血迹……”

三

母亲的人生是痛苦的，坐牢6年，孀居50多年，由于极“左”路线，她多次沦为被扩大化的打击对象，这对于她的身心健康无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然而母亲是生活的强者。最近我拜访了一位老同志，他是原运城行署卫生局局长吕谦。他说：上世纪50年代，我曾和你母亲一起在运城人民医院工作过，她个头不高，人很精干，穿戴整齐漂亮，工作热情积极，很有朝气，根本看不出来她是个失去丈夫、有“历史问题”的人。

我看过运城人民医院内科原支部宣传委员武香兰在1960年写的一份材料，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樊桂英在工作中从来都是苦干实干，有多少病人看多少，曾有一段时间，门诊就她一人，每天24小时一人顶。患者给她送来锦旗。在病房工作期间，由于工作细心，对病人态度好，曾受到病人十多次张贴表扬……”

我的母亲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她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生命的全部寄托和意义，她把个人的不幸深深埋在心底，只要有机会给老百姓看病，她就会焕发出火热的激情，忘我地工作。

就在她被定为“叛徒”、每月只发25元生活费期间，她热心为人民看病的信念依旧坚定。1972年，运城县卫生局成立了科研组，医术高明的母亲和另外两位医生是这个小组的核心。她们三人就妇女外阴白斑（属癌前期病变）这一顽症，搞科研攻关，研制出一种中药膏，对治疗此病卓有显效。经病理切片证实，经治疗能使白斑的色素恢复，角化的外阴恢复正常。当时省内外慕名而来的患者很多，医院病房和院外旅店里住着很多病人，母亲非常忙碌，经常顾不上吃饭。我星期天带着孩子去看她，总是在病房里找她。病人见了我常说：你妈妈手高、心好，治好我的病，不知怎么谢她……

由于成绩突出，她们科研组这项成果被评为运城科技成果二等奖、山西省科技成果三等奖。后来她们的论文《补骨脂浸膏治疗外阴白斑53例》发表在1977年第7期《新医学》杂志上。

母亲不仅热爱工作，也热爱艺术。她书法不错，钢笔字、毛笔字都很帅气。她还擅长编织，我小时穿的毛衣、毛裤、毛袜，都是她编的。她用棉线钩织的桌布很漂亮，我一直珍藏在衣柜里。

我常常思考：母亲太不容易了，忙碌了一生，委屈了大半生，虽然无论政治生涯、家庭生活、社会待遇，长期得不到起码的安宁、幸福和荣耀，还遭遇了人世间罕有的磨难与不幸，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是她对事业、对病人始终怀有炽热的情怀，哪怕默默无闻，哪怕被人曲解。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她对党、对国家、对生活有过任何抱怨。她从不消沉，性格乐观，在和别人聊天时，会发出爽朗的笑声。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我终于想明白了，是信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对人类美好明天的信仰，是对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信仰，是对真理的信仰。

我读过诗人阿紫写的《生如胡杨》这首诗。我常常把胡杨的形象和坚强的母亲联系在一起。母亲不正像那戈壁荒漠中的胡杨一般吗？在风沙呼啸肆虐中，深扎根系，活得筋骨铮硬，活得凛然豪放！她虽然离开了我，但她的精神永远会激励我英勇顽强，永远会激发我挑战苦难、战胜命运的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