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走“锦官” 一樽酹“草堂”——赵战生散文

清明走“锦官” 一樽酹“草堂”

赵战生

清明时节，莺飞草长，花红点点，春景明媚。小女儿趁假日闲暇，约我与老伴去游成都。我欣然应诺，不为别的，主要是想去瞻拜心仪已久的杜甫草堂。

偌大的草堂绿树葳蕤，红英缤纷，曲轩幽径，厅堂肃然。尤其是那排长长的“千家诗碑”，沉淀着浓郁的古文化气息，令人顿生思古之幽情，由衷感佩杜甫诗韵的厚重悠长。读杜诗犹如览“诗史”。在这里你会情发于心，与古人产生文化共鸣。

适逢假日，草堂苑里游人如织，笑语盈盈。我坐在石凳上小憩，只见一拨又一拨的年轻父母，边走边教孩子背诵古诗，却没有听到一首是杜甫的。我不禁感到诧异：既然来游杜甫草堂，为何不教孩子学一首杜诗，哪怕是讲点有关杜甫的故事也好。继而一想，随即释然：杜甫所处的那个战乱不止的动荡年代早已远去，如今的年轻人眼睛都盯在手机上，不是发微信，就是拍抖音，有的还特别热衷抢红包，谁还想去理会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一个落魄老头呢？

不过，我也欣喜地看到，有许多的游客驻足这里，在阅读，在品味，在笔记，在用手机拍照……

成都，古誉“锦官城”，因五代孟蜀后主时城中多植木芙蓉，得名芙蓉城，简称“蓉”。“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是杜甫专为成都设计的亮丽名片。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原来有座古刹，名为草堂寺。杜甫为避战乱，举家南迁，流寓蓉城，借栖寺中。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初，杜甫的表弟王十五（时任蜀州司马）资助银两，帮他在溪边搭建了一座草堂。一家人在这里植树种菜，自给自足，其乐融融。

这是杜甫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美好时日。他放下心中的负累，饶有兴致地写下了不少描绘草堂风光的诗篇。“风含翠筱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细动微风燕，轻摇逐浪鸥”。对于这样恬淡宁静的田园生活，杜甫是很惬意的。

“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看到飞来又飞去的春燕，一个“暂止”，道出了诗人心中的丝丝隐忧。他自喻“野老”，料定自己不可能在这里长住久安。“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他借汉赋大家扬雄作《解嘲》的典故，隐喻自己不会久居草堂钻研学问，立世扬名。他心心念念的，还是“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事傍琴台？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野老》）

杜甫在成都的草堂居住了两年多，秋天的一场风雨，差点摧毁了茅屋。已垂垂老矣的“杜陵叟”，惴惴不安地写下了《柟树为风雨所拔叹》《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悲凉地慨叹：大柟树倒了，“草堂自此无颜色”；茅屋破了，“床头屋漏无干处”。

民胞物与，推己及人，诗人触景生情，感怀天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杜甫此番奔赴成都，本来是找剑南节度使严武“说项依刘”的，严公也确实爱才惜才，表奏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人称“杜工部”。杜甫他乡遇知己，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屡屡吟唱；严亦礼贤下士，亲诣草堂探望，并有诗赠酬。

后严武奉旨入朝，杜甫送别赠诗云：“此生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劝勉严当了大官后，一定要以国事为重，替君分忧，为国尽忠，切莫瞻前顾后，独善其身。

严公离蜀后，又逢成都少尹兴兵作乱，杜甫失去了依靠，不想在成都再待下去。他把草堂转让给了一位吴姓亲戚，但心里还挂念着邻居的一个贫苦老妪，于是写诗嘱吴：“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须转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认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其悲天悯人之心跃然纸上，尽显冰雪情愫。

宝应二年（763）春天，杜甫在梓州忽闻官军频频奏捷，河南、河北次第光复，不由额手相庆，喜极而泣，含泪写下了传世名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一生历经战乱摧折，宦海沉浮，流离失所，幼子饿亡，但无论受到何等艰难困苦，遭遇怎样沉重打击，他都不改初衷，表里如一，心里始终装着国家安危、百姓冷暖。他的《兵车行》《洗兵马》“三吏”“三别”等，皆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国家兴亡、百姓不堪。故胡世亨在《唐音癸签》里断言：“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

对于杜甫的“诗圣”“诗史”盛誉，毛泽东主席也是首肯的。他在1958年游览成都的草堂时，兴致勃勃地翻阅了草堂收藏的杜甫诗集，脱口称赞杜甫是中国古代的“政治诗人”。

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这是杜甫最为人称道的人格力量，赤子情怀。他的大爱精神，亦表现在对朋友的推诚相见，一往情深之中。

在朋友圈里，杜甫对大他11岁的李白尤为钦佩与关切，常在梦里与之相会，写了好几首怀念诗，读来无不令人动容。在《梦李白二首》中，他写道，“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后李白因坐永王璘事流放夜郎，途中遇赦还至湖南。听到这个消息，杜甫惊喜交加，随即写下一阕《天末怀李白》。他在诗中痛斥由窳败朝政所酿成的政治漩涡，把李白与屈原相提并论，疾呼“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杜甫最后一首怀念李白的诗为《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诗中的“世人皆欲杀”显然有点夸张，其实“喊杀”最卖力的，是李白昔日的另一个朋友高适。他与李白、杜甫曾结伴畅游数月，情同手足，义若金兰。

李亨（唐肃宗）即位后，高适以谏论得宠，青云直上，做了封疆大吏。时永王李璘反叛自立，为装点门户，将鼎鼎大名的李白招至麾下，其实并未重用。高适奉旨讨伐，永王兵败，李白亦被执下狱。身为讨伐军主帅，高适对李白的无辜受牵，缧绁缚身，竟缄默无语，不置一词。李白对这位“朋友”失望至极，在狱中写下了《广绝交书》。

时间不久，高适改任蜀州刺史。在他的左右下，蜀州的上层舆论鼎沸，响起了一片喊杀李白之声。对此背后的政治玄机，杜甫似乎并不明白，仍在翘首企盼李白脱离困厄。

在中国古代，诗酒难分家，酒酣诗盛，是诗坛的一大幸事。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就为世人呈现了贺知章、李白、张旭等八人纵酒豪饮、狂放旷达的名士风貌。

你看那“四明狂客”贺知章喝醉酒后，骑马的姿势就像乘船在水里颠簸一样，摇来晃去醉眼蒙眬，跌进井里竟沉睡不醒；“诗仙”李白更豪气冲天，狂放不羁，不仅“斗酒诗百篇”，而且横卧长安酒肆，“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荣膺“草圣”，书狂人亦狂，“脱毛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杜甫也好酒，说自己“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不过，他却很少跻身上流社会，与豪门贵族觥筹交错。在有关自己饮酒的诸多诗篇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常行走于乡野闾巷，与布衣老农一起饮浊酒谈天。《唐书·文苑传》说他“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俭”。

“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这“春酒”分明就是浊酒。所谓浊酒，是指农家自酿的米酒，上不得官宦富绅家的桌面。古时候上流社会将清酒称作“圣人”，把浊酒比作“贤人”，贵“圣”而贱“贤”。杜甫在《饮中八仙歌》里，就说新任宰相“衔杯乐圣称避贤”。

然而即使是下里巴人的浊酒，杜甫都因囊中羞涩，难以为继。“朝回日日典春衣”“酒债寻常行处有”（《曲江二首》）彼时他尚在朝为官，犹靠典衣举债沽酒，可想他后来离开长安，在战乱中四处漂泊，更难开怀畅饮了。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大历五年（770）夏，之前已患肺病且又耳聋眼昏的杜甫，出三峡，渡洞庭，几经辗转，来到湖南潭州（今长沙市），准备去投靠在那里做录事参军的舅父崔伟。

客船行至耒阳，遭遇连日大雨，困泊在方田驿。耒阳县令聂某送来了酒、肉，解救了眼前的饥荒。然而由于天热肉腐，杜甫却因中毒而亡。这年，他59岁。

呜呼惜哉！赫赫一代“诗圣”，就这样阒然无声地殒落在湘水之中。不知这条水系是否与汨罗江相通，但我们相信，“诗圣”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与“辞宗”屈原在水一方，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的。

杜甫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诗歌，辞藻是他的命，思想是他的魂。对此，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心有灵犀，感受颇深，他高屋建瓴，直抒宏旨：“后世但做诗人（指杜）看，使我抚儿空嗟咨。”爱国英雄文天祥被俘后，在燕京狱中每日捧读杜诗，宣称“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清明祭祖，缅怀先贤，乃我中华民族之文明积淀、思想传承、礼仪大典。这天，因我远在成都，不能为父母坟前烧纸化钱，却有幸站在高大的汉白玉塑像前，向万民敬仰的“诗圣”三鞠躬，真的是心无所憾、不虚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