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代代有党员——史光荣作品

小时候，我是听着党的故事长大的，每次聆听那并不遥远的故事，都让人心潮澎湃。

故事往往从爷爷辈讲起。爷爷那辈人在家谱中是“希”字辈，弟兄三人，小爷爷少时夭折，两个爷爷都是党员。

大爷爷希文，1938年1月入党，曾任垣曲县亳城村党支部书记。在抗战最艰难时期，他在汤王沟里从日本人手里抢夺下照相机，送到北山八路军手里，还组织村民多次到关家十八兵站转运战需物资，在自家的天窑里掩护过已暴露的党员干部，是亳城村的“主心骨”和“顶门柱”。

爷爷希圣于1945年入党。他们虽是亲兄弟，但不在一个党小组活动，大爷爷长年累月奔波在村里，发动群众，募集经费，领导租户到城里抗租斗地主，又称“政治攻城”；爷爷则在村里参加民兵组织，村里民兵排有四支短枪、二十多支长枪，他们一手拿枪，一手发展生产，村村联防，护卫着自己的家园。


村支部还用关家十八兵站留给他们的钱款，在乐尧、小赵、石头疙瘩等地兴办十几处以饭店、杂货店为掩护的地下联络站，时刻关注着敌占区的动态。在那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们严守党的秘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经常利用漆黑的夜晚开会串联，党小组会议有时在墓地里开，有时在荆棘草丛里开。

1946年8月，胡宗南部大肆进攻晋南解放区，残忍杀害共产党员和干部家属，爷爷他们枪不离手、马不卸鞍，及时组织全村老少到北山根据地常家坪避难。大伙吃糠咽菜，风餐露宿，打柴烧炭，长途贩运，硬是靠给他人代耕代种、代贩代运，支撑了一年多，不仅自给自足，还略有节余。他们用节余的款项又资助了八位子弟到高小读书，后来这些人大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是1958年从县委机关抽调到炼铁炉工地的，在简陋的工地上，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父亲成了出名的“多面手”和“大能人”。哪里有危险，他就站到哪里，哪里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线路坏了，他就是电工；鼓风机坏了，他就是维修工。


没几个月，他就成了工地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入党后，他更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讲条件。大会战结束后，大多数同志都返回了机关单位，他却被棉麻站、副食厂等几个企业单位挽留，最终在副食加工厂无怨无悔地当了一辈子工人。

母亲入党比父亲还早两年，她小时父亲离世，孤儿寡母，饱尝旧社会的苦难，衣不遮体，挨冻受饿。母亲常给我们讲，是共产党救了她全家，是新社会哺育了她成长。

新中国成立后，她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入夜校上扫盲班，参加农业合作社，当妇女队长，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1956年，她在偏僻的山村入了党，参加了工作，“六二压”时又主动返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是我们村仅有的三位女党员之一。


后来进了城，她的组织关系转到了街道支部，她负责收党费，每月一两毛钱党费，她一月一收，从不跨月累收，一个小小的笔记本上，她一笔一划写着每个月的党费明细。我曾问她，为何不一年收一次时，她说，一月一收党费，能时刻体现党员的义务。如今，她的党龄已满65年，叫人没想到的是“光荣在党50年”的纪念章回来了，她却在一个多月前与世长辞。

我是1992年入的党，在工信系统工作30年，利用手中一支笔，在省市刊物和报纸上发表了上百篇理论文章和通讯稿件，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在《党史文汇》《文史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20多篇地方党史人物事迹，较好地宣传和推介了地方红色资源。我还亲身经历了脱贫攻坚这场伟大的战役，有四年多驻村帮扶的切身经历，在担任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队长期间，真抓实干，真帮实扶，使帮扶村的78户200余人如期脱贫，被评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工作队队员。

儿子是我家第四代党员，他是在兰州理工大学读本科时入的党，胸怀科技报国愿望，如今在中电科从事芯片研制工作。

我家四代人，虽然出生时代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相信党，永远跟党走，党就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