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拾遗

高粱在“粮圈”，不靠演技，不靠八卦，也不靠参加综艺蹭热点，靠出身正、根子硬。一苗高粱，根正苗红、浓眉大眼，鼻直口阔、红且高大，典型的“红二代”“高富帅”。因为“高”，世称“高粱”，因为“红”，又称“红高粱”。

江南词人，江上摇舟，浇酒调笙，吟了几句“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人皆叹服词丽才卓，俘获一众红男绿女。我二大爷，脚插黄土，勤耕一世，不会吟诗，只会点锅旱烟向远处望去，悄念两声“红了高粱，黄了麦子”，无人知晓，有我知道就够了。晋南，麦子黄在夏时，高粱红在秋时，一夏一秋，一年过去了；黄黄红红，一辈子就过去了。但，你别想说我二大爷是头上顶着“高粱花子”的，他三十岁开始剃头，头上除了落风落雨落日头，什么也不沾，打滑。

秋风渐起，高粱穗子已红了很久。基因里的“红”，终是要红到骨子里的。

高粱的红，是暗红、酱红色的红，红透了的红，是像我二大爷脸上晒黑了的黑红。吃过海鲜的人，知道虾蟹加热后，壳子红得鲜艳；海象出水，皮肤变得通红，如人喝高了一般面红耳赤。在粮界，唯一与花儿一样，以“红了”为成熟标志的，只有高粱。高粱红后，连带高粱秆也开始变红，包裹秸秆的叶皮也像浸了血，斑斑点点，眉眼泛红，像从此立了风骨，平地起了风韵。高粱面却是真的白，雪白雪白的白，似玉，热水一扑，竟然就变成了酱红色，像喝透了高粱酒的红脸汉子。等到高粱面再蒸上笼屉，出锅后，颜色愈发红润，紫红紫红的，泛着黝深的暖色，像日头底下扶犁的我二大爷。

山西，产高粱；山西人，吃高粱轻车熟路。

晋南除外，这儿产麦，高粱始终成不了气候，顶多算是一种补缀，当作麦罢回茬的一料养地的秋物。当年，高粱面馍我可能也吃过的，总是尝过几口吧，记忆不深，印象深刻的是同学中有家境贫寒者，带了高粱面馍来上学，紫红色的一疙瘩，冬天啃不动，就用写字的铁板子砍，一板子砍下去，森森的一道白印子，像剖一块紫玉的籽料。高粱面馍，口感差，食之粗糙，少有粮食咀嚼后回味的香味。

吃惯麦面的晋南人，断是忍受不了高粱给的脸色，但饿极时能有什么办法，毕竟是粮食！看吃馍人在嘴里囫囵嚼几口咽下，自己嗓子眼里也像生出粗粝的摩擦，刮得直伸脖颈。据说，农业合作社后期，社员口粮由“够不够，三百六”，一步步退坡到每人每年“二百八”时，吃不够、不够吃，已经稀松平常。

那时，巷子里能吃的壮汉们无不饿得眼放青光、前胸贴后背，家里成天张罗着借粮籴粮换粮，缸里仅有的麦子都换成数量更多的高粱，才能勉强多填点肚子。晚上，大队高音喇叭唱两嗓子“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飘彩霞呀地上开红花”之后，广播通知社员同志晚饭后到大队开会。社员同志们怨怼，出恶声，“黑蛋蛋”凑合啃着，还“晚饭”个屁！有人就改了词唱：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飘彩霞呀，高粱没法吃呀……

高粱不好吃不能只怨高粱，也怨人们没有摸准高粱的脾性和软肋。

在山西，晋中晋北以种植高粱见长，那里的高粱面积大，产量高，口味好，食用方法讲究，人们想尽各种吃法，把高粱面做得适口宜吞，如剔尖、搓鱼、猫耳朵。忻州雁门关的代州城内，有一种红面鱼鱼是用高粱面做的，现在已是粗粮细做的杰出代表，好吃之极，不可方物。家常吃法，有土豆烩鱼鱼、腌菜烩鱼鱼、豆角焖鱼鱼。用高粱面搓成大小相等剂子，中间粗两头尖，如水中一尾梭子鱼，入口爽滑、品相俱佳。

其中，最牛的一款是土豆羊肉烩红面鱼鱼，那真是要了亲命的好吃。《诗经》中那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一直怀疑说的是红面鱼鱼。下一句是，“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此何人哉？人家可能正在吃红面鱼鱼。《黍离》诗中的“彼稷之苗”“彼稷之实”许是高粱。

高粱，又是天然的酿造粮食，许多酿制佳品离不开高粱的点化和帮衬，如酒，如醋。山西高粱一定是全天下高粱中的贵族，端端生的好命，一部分做了清香型汾酒，一部分做了宁化府的陈醋；一部分拌曲发酵，入锅蒸煮，高粱酒由此生成，无酒不汾，无汾不酒，一部分经过蒸酵熏淋竟成酱色，我理解高粱是以陈醋酿作了“老醯儿”的底色。讲好山西故事，离不开高粱，讲好中国故事，一口陈醋，一口汾酒，能讲出别样味道。

晋人生活，似乎到处充盈着高粱的影子。高粱，注定与晋人生死笃守，不离不弃。

人活着，高粱融进生活，成为口粮、器具、酒食；人死后，高粱秆又做了纸扎草马的筋骨，做了亡人的孝棒插在坟头。二大爷生前，不仅天天看自己的那口停在厦房的寿材，还悄悄备下高粱秆子用作孝子贤孙拉的孝棒，添丁一口，就多补一根。后来，都插在他的坟头，像凭空长了一片新的高粱。衣食无忧之后，晋西南人种高粱还另有所求，专作笤帚之用，对高粱米则不再像从前那么上心，是另一种“买椟还珠”。

我姥爷家传的手艺之一便是“缚笤帚”，我妈幼时曾记，晚上一家人总在灯下用高粱穗子、高粱皮子、麻绳缚好笤帚，第二天挑着担子赶集去卖，贴补家用。当年的许多村中妇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总有一把称手的笤帚，大的、小的、长的、短的，扫房的、扫地的、扫炕的，还有扫面案的……出自我姥爷和我妈之手。余下的粗大高粱秆也有他用，多是编了晾晒柿饼棉花的箔子，纤细白净的穗秆则用细绳扎成箅子。至今，许多人家的饺子上还习惯性印着整齐的箅子印。

高粱，史称藿粱、木稷、蜀黍。在吾乡，高粱又称禾兆黍，高粱秆也叫禾兆黍秆秆。我一直觉得禾兆黍，像某个圣人的名字，乳名唤作高粱，念在嘴里会生出油然的敬意。

现在，种植的高粱品类日渐复杂，各有专长，有食用高粱、甜高粱、饲用高粱，还有专门的帚用高粱。与之相比，当年的那些高粱，责高任重，一物多用，既当了粮食，又做了饲料，也缚了笤帚，还成为孩子们喜欢的甜秆，的确难为它们了。有机会一定再种几棵，不作他用，只合影留念发朋友圈，改称它为怀旧高粱。高粱的确是容易念旧的，不信，试试在高粱地里走一遭，它们一定左右拉扯着你不松手，还能惹一身白粉粉，像是真的耳鬓厮磨动了感情。

作为旱地生长的贫贱庄稼，作为排名前五的粮食作物，高粱从来不是娇贵东西，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子，是真正的“贫下中农”，有土便能生长，略施雨露便能活下来，一直属于粮食中的“老区”人民。站成一片的高粱，还被诗人郭小川比作“青纱帐”，从此坐实了“红色家族”的位置。只是，现在的高粱大多“退居二线”，不光不再作为粮食食用，也极少亲自出面支援饲料行业，只一心一意酿酒，打入高端。而在“粮界”，高粱这应该算是“离休”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