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阳山碑

笔者前不久查阅清光绪《永济县志》时，在“艺文卷”，发现了由晚唐诗人皮日休撰写的《首阳山碑》。

该文是纪念埋葬在(运城市)永济首阳山、距今3000多年前古孤竹国的两位公子伯夷、叔齐，虽不到300字，但反复阅读后，收获不小，令人感触颇深。原文如下：

天必从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圣应千百年之运，仁发于祥，义发于瑞。上圣帝也，次素王也，莫不应乎天地，亘乎日月，动乎鬼神。或有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穷生，确然金石，不足为贞，澹然冰玉，不足为洁，非其上古圣人，不以动其心，况当世富贵之士哉！斯其自信乎道，则天地不可得而应者也。呜呼！夷齐之志，当以神农虞夏形于言。由是观之，岂有意于文武者哉？然迹其归周不从谏而死，彼当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既得其仁而不取其谏，则夷齐之死宜矣。太史公以其饿死责乎天道。呜呼！若夷刘之行，可谓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饿死，天可责也。苟夷齐以殷乱可去，而臣于周，则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阳之厄乎？若夷齐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应者也。天尚不可应，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该文大意是：自古天必遵从道，道不由天来决定，这说的就是人事的道理吧？伟大的圣人顺应千百年来的天命，于祥瑞之地生出仁义。上自帝王，再到孔子，没有不顺应天地，横贯日月，使鬼神动容的。也许有人坚守道义如草芥般死去，秉承志向在穷困之中生存。他们的品行确实像金石般坚固，但这也不足以称为有操守；像冰玉般干净，但也不足以称为纯洁。因为他不是崇尚古代的圣人，没有发乎内心去做这些。他们尚且如此，更何况当代的富贵之人呢？他们自信于这种道，那么天地便不能感应到他们的道从而顺应他们了。唉！伯夷叔齐的志向，应当是神农、虞夏那些圣人的精神形于言外的表现。由此看来，他们哪里是有心于文王和武王呢？然而推究他们归附周朝，却因武王不听从他们的劝谏而死去，他们本当是去寻找西伯却得到了武王的认可，这不也是一种得仁吗？武王已经认可了伯夷叔齐的仁义却又不采纳他们的劝谏，那么伯夷叔齐也是死得其所了。司马迁因为伯夷叔齐饿死便指责天道不仁。唉，像伯夷叔齐的行为，真的可以说是道不由天来决定吗？假如伯夷叔齐没有得仁而饿死，那么天就是应当受到责备的。假使伯夷叔齐因为商朝乱治从而离开，然后臣服于周，那么就在周武王的官臣之列，又怎么会有饿死在首阳山的穷困之境呢？如果伯夷叔齐相信他们的道，那么天便感应不到他们从而顺应他们的了。天尚且感应不到，何况人呢？何况鬼神呢？

永济古称蒲阪，亦作蒲坂，传为舜都，秦时建县，曾为州、府、郡、都、道等治所。在3000多年的岁月里，历朝历代曾屡屡修志。然而记述最全面、保存最完整的旧志，当属编撰于光绪丙戌（1886）年亦称作光绪十二年的《永济县志》。它承载了永济的悠久历史，延续了永济的传统文明，是永济珍贵的文化遗产。笔者手头的这套志书5册24卷，竖排宣纸1500余页，正文为3号宋体，图文并茂，系2013年永济市志编纂委员会在原版基础上校勘重印的，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永济的历史文化、山川形胜、民俗物产等。

《首阳山碑》是唐代皮日休创作的一篇散文。皮日休（834？—？），字逸少，后改袭美，又号间气布衣、醉吟先生、醉士等，襄阳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唐懿宗咸通八年（867）进士，曾任著作郎、太常博士、毗陵副使等职，后参加黄巢起义（878—884）任翰林学士。卒年和死因都不明。皮日休是晚唐著名诗人、文学家，与陆龟蒙齐名，世称“皮陆”。他的诗继承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反映现实关心民瘼，对于社会民生有深刻的洞察和思考。有《皮子文薮》十卷，《全唐诗》录其诗九卷。其诗文兼有奇朴二态，且多为同情民间疾苦之作。《新唐书·艺文志》录有《皮日休集》《皮子》《皮氏鹿门家钞》多部。

认真赏读《首阳山碑》，我有如下几点感受：

首先，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理思想。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哲学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构成部分，是一定社会与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人类早期的哲学思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曾有过原始的结合，但受条件限制，只能是缺乏科学论证的朴素结合。1000多年前的皮日休，虽生活在大唐盛世，但囿于特定的政治社会、经济状况和科学技术发展限制，就是这种情况。这篇文章中，“天必从道，道不由天……上圣帝也，次素王也，莫不应乎天地。”开宗明义，一针见血；“守道以介死，秉志以穷生，确然金石，不足为贞，澹然冰玉，不足为洁。”排比喻理，气势若虹；“苟夷齐以殷乱可去，而臣于周，则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阳之厄乎？若夷齐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应者也。”否定之否定，再三而肯定。通篇闪耀着朴素、辩证的唯物主义思想，读来令人赞不绝口。

其次，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赞誉皮日休的文章为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仔细思索鲁迅先生的这番话，结合《首阳山碑》一文，我们不难感受到其中一直碰撞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光芒。无论是开头的天、道、人，圣帝、素王、天地、日月、鬼神，还是其中的仁、祥、义、瑞，秉志、穷生、澹然、冰玉等，无处不体现环境的艰难困苦、现实的努力奋发，体现人们的美好愿望、幸福的理想生活，使人感受到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在与天、地的和谐统一中创造人类社会历史的伟大征程时，既要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勇于进取；同时还要放眼世界，开阔视野，心怀梦想，以此来不断推进人类社会昂首前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最后，该文表达了“君为轻、民为贵”的民本思想。2300多年前的儒家师祖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该文出自《孟子·尽心章句下》。大意说：百姓最为重要，国家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应允的做国君，得到国君应允的做大夫。

这里，我们无从考证的是，在一切唯帝王为至尊的封建王朝社会里，皮日休是否读到过孟子“民贵君轻”这番话，是否接受过儒家传统教育。但在唐朝初期，唐太宗引用名相魏征所说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屡屡告诫大臣，久而久之成了李世民的“名言”。由此，完全可以论断，同为唐朝的皮老先生一定接受过此类说教。如此来看，文中从一开头“天必从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接着又屡屡诘问：“非其上古圣人，不以动其心，况当世富贵之士哉！”“然迹其归周不从谏而死，彼当求西伯也而得武王，不曰得仁乎？”及至文末还再三强调：“天尚不可应，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如此一类颇似大逆不道的思想，也就见怪不怪了。皮老先生再三劝诫人们：天不是那么纯洁的、道不是那么至尊的、帝王并不是那么万能的、鬼神也不是那么通畅的。他所尊崇的是百姓为本，是人民至上。这从他后来参加黄巢农民起义、在农民政权中任翰林学士一职的经历来看，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该文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朴素唯物主义哲理，具有现实与浪漫的色彩，表达了“君为轻、民为贵”的民本思想。全文大气磅礴，感情充沛，逻辑严密，思维明晰，结构条理，语句优美，读后犹如醍醐灌顶，令人深省不已。

此时夜深人静，我一边品读《首阳山碑》，一边聚精会神，暇接千古，脑海里仿佛回荡着伯夷、叔齐的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与嗟徂兮，命之哀矣。”这首《采薇歌》，出自太史公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深刻形象地描写了奄奄将息的伯夷叔齐，在生命最后一刻喊出了对当时世道的怨愤之声。

伯夷叔齐饿死后，为了纪念他们“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粟”的高尚气节，永济韩阳镇长旺村村民在家乡首阳山为其修建了两座大冢，祖祖辈辈为其守灵祭祀。历代统治者从汉唐宋到元明清也都有建设，逐渐形成规模宏伟的“二贤祠”建筑群。当地村民把这块地按庙的方向，称为庙前、庙东、庙西，七八亩地大，分前后院，中间有腰厅，大小房间几十个。可惜抗战时期的一场大火，把二贤庙全部烧毁。庙里有王羲之、李世民、韩愈、柳宗元、王安石、司马光、忽必烈等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千古名流相关的石雕、石碑，在“文革”中被烧成石灰。许多刻于石上无比珍贵的文史资料，就这样最终化为乌有，令人嗟叹！

目前，原址中只剩下了两座土垒的高大荒冢，以及海内外吊唁者们绵绵无尽的思念。

董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