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如山的“铁汉公”薛瑄

薛瑄是运城市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人（原属河津），明代理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又是著名的清官廉吏。同时，薛瑄也是著名的法律工作者，以刚直不阿、执法如山著称。

薛瑄的籍贯虽然是平原村，但却并没有生长在山西老家。薛家属于书香门第，祖父薛仲义生活在元末明初，因为战乱没有科举做官，平时在乡下教学。薛瑄的父亲薛贞，洪武年间中了举人，被任命为河北元氏县教谕。

当时，朝廷鼓励官员孝养父母，专门有补贴，所以薛贞上任后，就把一家人都接到了河北。

薛瑄就是在元氏县出生的，当时是洪武二十二年。

薛瑄在永乐十八年参加了河南省的乡试，中了解元。第二年，薛瑄到北京参加会试，中了二甲进士。

□王振川

车轮为窗 御史清贫

薛瑄中了进士之后，并没有立即去做官。因为祖父、祖母相继去世，父亲薛贞在家乡守孝，所以薛瑄也回了平原村，侍奉父亲。几年后，薛贞守孝期满，被调到河内县任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沁阳。薛瑄陪父亲到了河内县，又陪父亲去北京朝觐。薛贞从北京回来的路上就已患病，回到河内县便去世了。于是，薛瑄又回家乡守孝。守孝期满，薛瑄入朝做官，已经40岁了，被任命为监察御史。

明朝官员的俸禄很低，清廉的官员往往都十分清贫。薛瑄做了5年御史，才有能力在北京买了两间便宜的小房子。这房子低矮窄小，光线不好，家里又没有多余的钱做窗户。薛瑄的大儿子薛淳把一辆废旧的独轮车拆了，把东墙挖开，用车子上的旧木料，勉强安了个窗户。这个窗户十分难看，薛瑄回家看见了，自己都笑出声来。后来，薛瑄写了一篇短文叫《车窗记》，专门讲这件事。其中一段说：

以御史之显，曾不能办一窗，致以此物为之，使富者见焉，必睨目而哂，掩口而走矣。御史之拙于生事，乃至乎此。

意思是自己做着御史这样重要的官职，却连窗户都买不起。有钱人看见了，一定会笑话的。自己这个御史，实在是不善谋生啊！

薛瑄在官场上待了20多年，后来官职很大，都做了阁老。但他一生坚守清廉，实际上算是清贫了一辈子。

晚年退休后，权臣石亨来看望薛瑄，说：“我向皇上请示一下，给你下一份圣旨，你回家后可以在家里正式办学，收一点学费，养家糊口。”

薛瑄说：“元朝理学家许衡退休时，忽必烈曾经下旨让他在家里办学赚钱，许衡把圣旨卷起来挂在房梁上，从来不给人看，直到死后家人才知道有这道圣旨。我如果想赚钱，那还不如不退休呢。”

薛瑄退休后坐船从运河回家乡，因为盘缠少，路上吃喝都不方便，儿子薛淳就埋怨了几句。薛瑄拿拐棍把儿子敲打了几下，说：“我追求的圣贤之道是亨通的，吃喝问题算得了什么呢？”

薛瑄晚年居家时，其大弟子李贤已经贵为内阁首辅，经常写信问候薛瑄。但薛瑄从来都不回复。有人问：“你怎么不回复人家李贤呢？”薛瑄说：“北宋司马光隐居在洛阳时，宰相经常写信问候，司马光从来都不肯回复。我就是学司马光的。”

执法如山 不畏权贵

薛瑄一生最大的挫折，发生在明朝正统八年，当时薛瑄55岁。

53岁的时候，薛瑄的官运来了。执掌朝政的大太监王振询问大学士杨士奇：“我家乡有没有可以当京官的人才啊？”王振是今天的河北蔚县人，但当时蔚县归山西管，王振算是山西人。杨士奇就说：“有个薛瑄是山西人，在山东当提学佥事，人很不错。”王振就把薛瑄调进北京，担任大理寺少卿。当时吏部正式举荐了4名官员，但王振只批准了薛瑄和另一人，让他们乘着驿马火速进京。

薛瑄进京之后，杨士奇就跟薛瑄说：“提拔你是公公王振的主意，你要上门去感谢一下王公公。”说了几次，薛瑄就是不理会。杨士奇又派薛瑄的朋友和弟子李贤去劝说，薛瑄答复说：“提拔我是朝廷的旨意，向皇上谢恩就够了，我怎么能去私人家里谢恩呢？”薛瑄就是不肯去。后来，王振主动跑到朝房来看望拉拢薛瑄，别的官员都赶紧下跪行礼。薛瑄却只是拱了拱手，不肯行大礼。王振拿薛瑄也没有办法。

王振提拔薛瑄，一方面固然是想拉拢朋党，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善意，想为朝廷选拔贤才。薛瑄不肯向王振谢恩，王振刚开始并不是很在乎的。有好几次，皇帝给薛瑄赏赐宫纱和团扇，其实都是王振的意思。但最后，薛瑄还是把王振给惹翻了。因为一个普通的案件，薛瑄执法如山，不肯让步，被判了死刑，差点掉了脑袋。

薛瑄任职的大理寺是负责复查案件的，不直接审案，但审好的案卷都由大理寺来复查，有问题就要发回重审，以此杜绝冤假错案。

有个下级军官叫杨安，因病死亡，已经两年了。杨安的小老婆和锦衣卫军官王山好上了，想嫁给王山。大老婆贺氏说，守孝未满，怎么能够改嫁呢？王山是太监王振的侄子，他就教唆这个小老婆，让她出面告发贺氏，说杨安是让贺氏给毒死的。

军人的案件都是由锦衣卫负责审理的，王山就在锦衣卫工作，私下一运作，就把贺氏和相关人员判了死刑。案卷移送到大理寺，大理寺官员发现口供前后不一致，充满了疑点，薛瑄就要求发回重审。明朝能审案的部门有锦衣卫、都察院、刑部等。这个案子后来就交给都察院来重审，审完之后，仍然维持原判，薛瑄的大理寺还是不同意。根据当时的规定，如果几个部门都审不好，就要上报给皇帝。薛瑄便向皇帝汇报了，请求皇帝关注此案。皇帝下令，让刑部郎中潘洪用心查访。潘洪走访左邻右舍，详细调查之后，说杨安是患痢疾半年后去世的。杨安病重期间，贺氏曾经请道士到家里画符念咒，让杨安喝过符水，但没有下毒的事情。

这样，案件就算是初步平反了。皇帝十分震怒，说“原问官好生不用心”，把都察院相关人员罚俸三个月。都察院说案件原本是锦衣卫审的，于是锦衣卫相关人员也被罚俸三个月。当时，明英宗只是十几岁的小孩子，所谓的皇帝震怒，实际就是太监王振生气了。这时候，王振还是支持薛瑄的。

大理寺的薛瑄坚持原则，平反冤案，无形中得罪了朝廷的两大要害部门——都察院和锦衣卫。都察院的左都御史叫王文，锦衣卫的指挥使叫马顺，这两人都是太监王振的亲信党羽。他们就向王振进谗言，挑拨离间，说薛瑄的坏话。再加上侄子王山的诬陷，王振就对薛瑄和大理寺有了看法。随后，都察院和锦衣卫联手反击，诬告大理寺官员贪赃枉法，为死刑犯开脱。王振就下令逮捕大理寺的主要官员，交给都察院来审查。这一次，几乎把大理寺的官员一网打尽，朝廷只得另外派人来负责大理寺的公务。

审案时，左都御史王文是主审官，薛瑄反倒成了被告。薛瑄当场就提出质疑，他说：“王文，你也是案件当事人之一，应该回避，怎么能来审问我呢？”没想到正中王文下怀，王文立即向王振诬告，说薛瑄是“囚不听理”，不服管教。王振大怒，下决心要把薛瑄置于死地。

薛瑄在朝堂上接受了拷打审问，又被关进了锦衣卫的诏狱。当时，王振曾经利用诏狱的潜规则整死过政敌，所以大家都认为，进了锦衣卫的诏狱，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了。有朋友去诏狱看望薛瑄，发现薛瑄手拿一本《易经》，正在从容阅读，根本不知道害怕，就赞叹道：“你真是个铁汉子啊！”薛瑄说：“平反冤狱是我的本职工作，因为秉公执法而获罪，有什么好惭愧的呢？”人们后来称赞薛瑄是“铁汉公”，就是从这儿来的。

案情反转过来，贺氏等人维持原判被处死。大理寺几位官员以及刑部的潘洪都被判了流放，主要负责人薛瑄则被判处死刑，秋后处决。

当时刑部的意思是，薛瑄的问题属于工作失误，不应该判得太重，罚点钱，官复原职就可以了。但王振不同意，坚决要处死薛瑄。明朝的死刑案件都实行“三覆奏”，也就是要向皇帝上报三次，以免产生冤案。第二次“覆奏”时，薛瑄的三个儿子出面，一个愿意替父亲去死，另外两个愿意替父亲去流放地，以王振为代表的朝廷没有同意。到第三次“覆奏”时，事情终于发生了变化。

传说，太监王振家里有一位老仆人，在厨房哭泣不已。王振很奇怪，问他是怎么回事？老仆答道：“听说薛夫子快要被处死了，我心里很难受。他是个好人啊。”王振听了，颇受感动，就打消了处死薛瑄的念头。

另外，王振有一个亲信叫王佑，在朝廷担任侍郎。他向王振汇报说，薛瑄的案子实际上是冤案，朝廷的官员们都知道真相是怎么回事，薛瑄不应该判处死刑。这样，王振最后关头下令赦免薛瑄，把他继续关在锦衣卫的诏狱里。几个月后，又放薛瑄回乡为民。

高调复出 不改初心

薛瑄在家乡住了几年。正统十四年，发生了著名的“土木堡之变”，王振被杀，明英宗被俘，几十万明军被瓦剌击溃。紧接着，留在北京的王振党羽马顺、王山等人都被朝臣打死，王振势力全面倒台。薛瑄被起用，乘驿马火速进京，参加北京保卫战，抗击瓦剌。这一年，薛瑄61岁。

在所谓的对立面中，原左都御史王文在明景泰帝时代继续得到重用，权力比以前更大了。薛瑄和王文之间，又发生过一次激烈交锋。

江苏一带发生了灾荒，几百名贫民去找大户人家借粮。大户不给，贫民就把大户人家给烧了。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案件。

王文奉命去南方查办此案，逮捕了二百多人。他为了立功，就以谋逆罪论处，全都给判了死刑。谋逆罪，就相当于起义造反，推翻朝廷，是没有活路的。

薛瑄当时已经做了大理寺卿，仍然是主管复核案件。他阅读案卷后，认为这二百多人不是谋逆罪，这个案子只是普通的刑事案件而已，不应该全判死刑，就提出了异议。经过一番争论，朝廷最终听从了薛瑄的建议，改判几位首犯为死刑，其余从犯都减了刑。

王文对薛瑄十分不满，公开叫嚣道：“薛某人旧性不改，我一定会报复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此老倔强犹昔。”意思是，上回都给你判过死刑了，都把你打回原籍为民了，你怎么不长记性，还敢来招惹我？

薛瑄复出之后，先后担任过南京大理寺卿、北京大理寺卿，平反过大量冤案，都是按原则办事的。不应该判死刑的，他会坚决顶住。应该判死刑的，他也不会放过。有个富豪杀了人，案子久拖不决，有官员想饶过这个富豪，薛瑄说：“饶了他，那死去的人该怎么办呢？”最后还是给富豪判了死刑。

明英宗复辟之后，薛瑄被人推荐，受到重用，做了礼部侍郎和内阁学士，后世称为“阁老”。但帮助明英宗复辟的那伙人都不是好人，他们想利用薛瑄的好名声，干自己的坏事。那些人要杀害在景泰朝得势的于谦和王文，薛瑄反对过，劝阻过，但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那些人还利用薛瑄和王文的个人矛盾，派薛瑄去宣诏监斩王文。薛瑄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只做了几个月的阁老，就急忙忙地告老还乡。实际上，他是不愿意再与朝廷中的奸臣为伍，想早日脱离那是非之地。

薛瑄退休后在家乡住了七八年，悉心教导各地的弟子，后来形成了在明朝颇有影响的河东学派。76岁时，薛瑄在家里从容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