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国在河津的重要标识（中）

四、名人标识

    河津历史名人荟萃，才俊辈出，既为中华文明增光添彩，同时也证明古中国要地河津是华夏民族古文化的摇篮，一方热士孕育了众多民族精英和治世翘楚，他们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河津历史上虽然没有出过一位帝王，但出过8位功垂青史的宰相和诸多誉满华夏的历史名人，其中有：治水先祖：大禹；政治家：郤缺(春秋晋国中军主帅、宰相)、毋昭裔(五代十国后蜀宰相)、王曙(北宋宰相)、李华(金朝宰相)、李复亨(金朝宰相)；军事家：郤克(春秋晋国中军主帅、宰相，郤缺之子)、薛仁贵（唐朝名将）、薛訥（唐朝宰相、名将，薛仁贵之子）；教育家：卜子夏（春秋时晋国著名教育家，孔子高足）、王通（隋代著名教育家）；史学家：司马谈（西汉太史令）、司马迁（西汉太史令，司马谈之子，中华史圣）；文学家：王绩（唐代著名诗人，王通之弟）、王勃（唐代著名诗人，初唐四杰之首）；哲学家：薛瑄（明代宰相、思想家，著名理学大师）；近现代著名人物：姚以价（辛亥革命在山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邓国栋（山西省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河津第一名共产党员）；当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其武（解放军高级将领，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这些历史精英的高尚品德和不朽业绩中，闪耀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正是河津古中国名人标识的深邃内涵。

    五、文化标识

    禹凿龙门既是华夏文化的源头，也是龙门文化的源头。广义讲，龙门文化就是河津文化的形象表述，它囊括了古代，特别是禹凿龙门以来，发生在河津境内的具有文化蕴涵和价值的全部事物，是古今河津人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讲，龙门文化是河津的特色文化，它的深邃内涵，就是由大禹创立培育、历代河津人传承升华的“争强好胜，勇为人先” 的河津精神和河津人的民族气节、传统美德。

    在这种精、气、神的激励下，河津人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才智，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龙门文化是华夏文化长河中的一条澎湃的支流，正是从这里发源，龙门文化在四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得到长足发展，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成为古中国在河津的文化标识。

    1、根祖文化。古中国运城是华夏根祖文化总根系中的直根，而河津则是直根中的重要支脉。根祖文化不仅融于古中国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且融于古中国所属的全方位，河津高禖庙就是其中的典型遗址。高禖庙是全国屈指可数以“高禖”冠名、以根祖文化为内涵的古建筑群，创建于夏启之子仲康执政时的丙寅（前2022）年前，距今四千余年。正殿中的主祀女娲和配祀简狄、姜嫄、大禹、后稷、契都是华夏民族的先祖，特别是女娲，被誉为华夏民族的始祖、母系氏族社会最高的女性君王，所以，高禖文化的实质内涵是根祖文化。根祖文化包含先祖崇拜、生殖崇拜、媒神崇拜和人祖崇拜，千百年来高禖庙香火不绝，全国各地到此参观、祭祀、求子、寻根、还愿的人络绎不绝，台湾道教地母至君团等民间团体近年来先后五次到高禖庙寻根问祖，祭祀朝圣，并募捐善款修复庙宇。河津高禖庙同样蕴涵着华夏民族最深的根和最古的源，是华夏文化基因的重要谱系依据，2004年6月10日，被确定为山西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水文化。河津西濒黄河，中贯汾水，又有神峪、瓜峪、遮马峪“三峪”纵列，水资源得天独厚。古龙门水文化从禹凿龙门发源，春秋时秦穆公运粮济晋，汉武帝时期河东太守番系修建引汾灌溉渠道，唐贞观年间县令长孙恕开凿三峪引泉入田。解放后，在大禹精神激励下，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人民治理黄河、汾河，建设禹门口提水工程，对汾河截弯取直筑堤护河，为河津的水文化又增添了新的内涵。纵观河津文化，实则也是一部水文化。河津人民从古至今，一直依水而居，与水相邻，取水、用水又与水害相斗，最终变害为利。特别是大禹治水十三年，其中凿龙门就耗时四年之久，足见当时打开龙门是大禹治水中最关键、最艰巨、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大禹治水的成败所在。大禹献身于治水大业，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凿开龙门，导引天下之水归于大海，这种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大无畏治水精神和奉献精神，实质就是龙门水文化的精髓所在。

    3、龙文化。传说禹凿龙门之后，大江大海的鲤鱼闻讯逆流而上，争相跳跃龙门，跳过的即化而为龙，到达理想境界。由此，河津成为龙的故乡，河津人成为龙的传人，并衍生出绚丽多彩的龙文化，诸如河津民间社火中以龙命名的“龙旗、龙舞、龙灯、龙舟”；生活中以龙为地名、村名、企业名的“九龙山、九龙岗、九龙头、龙门村、龙门集团”；视龙为吉祥物的“描龙绣凤、拄龙头拐、蒸龙头馍”等等。尤其是鱼跃龙门衍生出的人文精神更是激励后人。传说鲤鱼跃龙门时，第一批跳到半空，以自己的脊背作为跳板，让后来者踏着自己的脊背跃过龙门，化而为龙，而自己却点额而回。这种“拼博精神、争先精神、团队精神、人梯精神，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孕育了“争强好胜、勇为人先”的河津精神。河津人自古以龙为荣，也视自己为龙的传人。“禹凿龙门”已成为古中国运城和河津的光辉名片，“大禹治水”和“鱼跃龙门传说”已入选山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4、商业文化。中国商贸业始于三晋，三晋商贸业根在运城，河津则是运城商贸业的重要市场。河津商业文化是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源头起于原始社会末期以食盐、皮革为主的物品交换，发展于夏商之后手工业兴起和城市涌现，明清进入兴盛时期。其中煤炭开采始于战国时期，据《河津县志》记载，光绪29年（1903），河津有大小煤矿60座，年产量达5万吨，产值42万元（银元）。炼铁起源于唐代，下化乡杨家沟一代，已发现唐、宋炼铁遗迹。铸造业可追溯至隋代，至明洪武年间，樊村镇铸造沙园已发展到69家。发达的商业活动促进了交通业发展，特别是水运业，如唐宋时的清涧渡、明清时的清涧码头、禹门渡、马家渡、苍底渡等，曾经辉煌多年。据史料载，光绪29年（1903），龙门水运码头年粮食吞吐量在500吨以上；民国时期，禹门口运煤船只常年在500艘以上，煤炭吞吐量高达4万吨。

    5、建筑文化。河津素有“鲁班之乡”美称，建筑业历史久远，建筑文化绚丽多彩。在庙文化方面，古庙、寺、祠、观曾遍布河津，现存有台头庙、真武庙、高禖庙、古垛后土庙、樊村玄帝庙、小梁吕仙庙等。塔文化方面，据明代县志记载，全县当时有佛寺23座，每座佛寺都有佛塔。现存的康家庄镇风塔，建于宋代，重修于明代，是我国五大回音建筑之一；另有苍底的汾阴塔、薛仁贵故里的射雁塔等，都镌刻着历史的印记。桥文化方面，明有汾河浮桥、清有黄河浮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的禹门口黄河人行铁索桥、黄河钢桁铁路桥、高层火车小半径引桥、黄河公路悬索桥、双曲拱桥，形成了“五桥并架于一河”的景观，成为河津桥文化的一张历史名片。戏台文化方面，据县志记载，抗战以前全县共有舞台340处，现存古垛后土庙舞台为元代建筑，是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樊村关帝庙舞台为明代建筑，是山西省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者都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