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中府到中都_蒲州古城

  “武德九年……八月……癸亥，诏传位于太子。太子固辞，不许。甲子，太宗即皇帝位于**显德殿，赦天下；关内及蒲（！）芮、虞、泰、陕、鼎免租调一年，自余给复一年。”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唐纪七

    作为大唐第二位皇帝，李世民即位的第一天，颁布的第一道皇帝令，就是赦天下，免去蒲州和其它几个州府的两年赋税。赦天下是每一个皇帝即位时的惯例，他只是援例而行，算不得什么特别命令。他的命令其实只有后面那一条。

    他太知道蒲州的份量了。

    新中国成立九年来，李世民基本上是在马鞍上度过的。九年来，他几回回从蒲州组织部队开赴前线发动新的战役？他几回回把战士撤回蒲州进行休整？黄河岸边粉尘绵密的黄土已经掩盖了
历史的印痕，我们已经看不到军士的足迹和战马的蹄印了。但是我们知道，李世民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蒲州，离开太原，离开雁门关外的广袤的草地。那儿是中原之患，是李唐王朝之患。
在隋末唐初的那些年月里，突厥的强壮马队从没有停止过对长城以内的侵犯。国内还没有完全统一，但深谋远虑的他早就注意到那是日后关系国家安全的主要危险。他们李家的“龙兴”之地太
原这时候却被刘武周控占着，失去自己群众基础雄厚的革命根据地，就等于一千多年后的工农红军失去瑞金，也等于失去了大唐帝国的最重要的国防。而且，刘武周的部队里，还有着那一个
让他朝思暮想的大英雄尉迟敬德啊，虽然现在还是敌军将领，但他相信以自己的诚意和魅力能够俘获和温暖他的心，让他在自己的阵营里创建不世之功。以后的事实证明了尉迟敬德没有辜负
唐王期望，他以“单鞭打开唐世界”的英雄业绩成为唐朝的开国元勋和“凌烟阁”影像最靠前的人物之一。

    这一切，都是在蒲州思考、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军盐是潞村盐池取之不竭的盐晶，军衣是峨嵋垣上雪白大片的桑麻，军粮是晋南平原的小麦和八百里秦川的稻谷——横跨大河、通衢秦晋的
蒲津桥以及距离大河之沿不足二里的军事重镇，真是天助伟业啊。李世民在历史已经十分悠久的城垣上该是以怎样的心情一次次印下自己也将十分悠久的脚步啊。

    唐朝多么重要，李世民多么重要，蒲州就多么重要。





    “开元九年，春，正月……丙辰，改蒲州为河中府，置中都官僚，一准京兆、河南。”



——《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唐纪二十八



    李世民死后，李唐王朝经过武后、韦后、太平公主兴起的时历半个世纪的腥风血雨的飘摇，终于迎来了自己又一个盛世年代，唐玄宗（李隆基）开元（713－742年）时期。

    大规模的全面的战争已经远远离去，李隆基以曾祖李世民为楷模开创了新的盛唐气象。他任用贤明，整饬纲纪，安疆防远，发展生产，富阜人民，崇尚文化，使自己的国家再一次成为世所
瞩目的强大帝国，再一次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前列。

    此前的宫掖巨变，朝廷阴谋，都是在西都长安、东都洛阳进行的，大唐重镇蒲州这几十年里，在做什么呢？

    在建设，在发展，在升华，在嬗变。

    它在建设着更加成熟的城市。

    它在发展着更加先进的生产。

    它在升华着更加文明的精神。

    蒲州当然明白，在长期和平的日子里，它的军事意义已经逐渐弱化，它也不会再是当初不断变换着主人的临时政治中心，它的城市性格当然不会再是当初的惨烈和倔强，而是不断嬗变为儒
雅和雍容。长期担任蒲州刺史的陆象升不是一个只凭威势和挞伐治理州事的**，而是颇具仁爱宽容之风。他的部属向他提意见，说你不施刑责，怎么树立威严呢？陆象升的回答也是一贯风
格，不用上级口吻。他说，人情不远，难道你就理解不了我的意思么？实在想用责罚立威，就从你开始吧！可爱如此，让人不由想到几千年前的舜帝耕田——尧王蒲州访贤，在历山脚下看见
一个年轻人正在赶两头牛耕地。他在犁杖上拴了个簸箕，牛一偷懒，就用鞭子敲几下。两头牛都以为同伴挨了打，就奋力拉犁。尧王看到这个年轻人如此仁爱，打听他的名字，才知道他就是
舜，后来就把王位传给了他。蒲坂——蒲州，民风、世风、官风一以贯之，宽仁厚爱，如细雨柔风，在黄河岸边滋润。

    蒲州藏起了自己的凌厉，形成了更符合历史地位和地理地位的精神向度，形成了自己的城市风格。

    我们知道，唐继隋后仍然把西都长安、东都洛阳作为政治中心，长期经营。而就在这时候，就在唐王朝建立已经104年之后，李隆基于开元九年（721年）命令把蒲州改为“河中府”，立为“中
都”，置派**，与长安、洛阳相同。就像后来的明朝迁都北京，在南京仍然留守了一个中央班子一样——应该颠过来说，是明朝与它当时的派置一样。

    中都河中府，蒲州的新名称标志着自己城市品级的新的高度。

    蒲州，完成了一个军事重镇向着全国文化重心的演变。

    我们不难看出最高统治者的深远命意：西都、东都，长安、洛阳，太多的宫廷纷争，太多的政治倾轧，太多的派系恩怨，太多的繁冗政务，实在是难以容纳文化的发展，而每一个国力强盛
的朝代和目光远大的领袖，都是不会忘记发展文化的。李隆基也是不负历史厚望的，他在距离西都、东都最为合适的位置确立了整个王朝的文化战略支点，就像当年他的曾祖李世民把这个地
方确立为军事战略的支点一样。

    蒲州——长安，现代距离，170公里；

    蒲州——洛阳，现代距离，266公里。

    打开华夏古国的版图，我们用历史的目光仔细查找，还有比蒲州更为适合的地方么？

    中都河中府，正式成为中华帝国唐王朝的全国文化中心，随之而来的文化景观和文化现象，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