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借山而居的异世渊明

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王无功，隋人，入唐，隐节既高，诗律又盛，盖王杨卢骆之滥觞，陈杜沈宋之先鞭也，而人罕知之。”

王绩（约590~644），绛州龙门人(今运城河津)，自取字“无功”，号东皋子。出身士族，“六世冠冕，国史家牒详矣”。他的祖父曾随军出征，获胜后，不取金银钱帛，而是载书而归，“家富坟典”。他的哥哥王通（文中子）是隋末大儒，设帐授徒，隋末唐初的许多政治家、文学家都是他的学生。王绩还有兄王凝、弟王静，也有学者认为唐传奇《古镜记》的作者王度为其长兄。他天赋聪慧，“八岁读春秋左氏，日诵十纸”，博闻强记，又有治世之胸怀和抱负。“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从小便学天文占卜、饱读经书、习武练剑。十五岁的时候谒见杨素，“占对英辩，一坐尽倾，以为‘神仙童子’。”薛道衡读了他的《登龙门忆禹赋》，称其为“今之庾信也”。

可惜王绩生不逢时。大业十年，王绩举孝廉，中射策高第，授予秘书正字的官职。不喜此职，调换为六合县丞，同年即因时局动乱而辞职。他的朋友吕才为其文集作序中对第一次归隐解释为王绩因好酒误事，不得已托辞离职，“君笃于酒德，颇妨职务。时天下将乱，藩部法严，屡被勘劾。君叹曰：‘罗网高悬，去将安所？’遂出所受俸钱，积于县门外，托以风疾，轻舟夜遁。”

王绩一生三仕三隐，这是其第一次归隐。有学者指出，王绩好酒是借口，尤其是彼时他还年轻，尚未陷入酒瘾不能自拔；离职是受道家养生的影响，惜命，家族富有，不需靠俸禄，故其不愿在战乱中冒险。

也有学者指出，王绩离职不是为了归隐，彼时龙门战火缭绕、不适于回乡安居，他在中原、吴越蹉跎，大业十三年归长安，然后才回龙门。他的游历是为了匡扶隋朝。吕才序中写的“隋季版荡，客游河北”，是指王绩在窦建德处的一段经历。王通的弟子凌敬和薛收分别投奔窦建德和李世民，王绩很有可能藉由此途径去支持窦建德，并试图联合多方势力保隋。他的诗作“羁旅滞胡中，思归道路穷。独擎苏武节，尚抱李陵弓。漠北平无树，关南迥有风。长安知远近，徒想霸池东”大约就写在这段时间内。窦建德虽然起义，但他还是以隋人自居，“吾隋民也，隋吾君也”。武德四年，窦建德兵败被李世民俘获后，王绩才彻底熄灭了复隋之心，出仕唐朝。

“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碟补官。”彼时人才缺乏，大量官职虚位以待。唐太宗将隋朝十一月选人的旧例改为“四时听选”，就是为了广纳贤才。武德中，在薛收的推荐下，王绩以“六合县丞”的履历被征为门下省的待诏。王绩与新王朝的感情始终是疏离的，他在写给薛收的诗中说“余及尔皆亡，东西各异居。尔为培风鸟，我为涸辙鱼。”对新职位缺乏兴趣。据说他的弟弟王静问他，“待诏可乐否？”王绩回复说“待诏俸薄，况萧瑟。但良醖三升，差可恋耳。”唐制，可供待诏每日三升酒。陈叔达听说后，特批给王绩每日一斗酒，王绩由此又被称为“斗酒学士”。待诏数年未获提升，贞观初，王绩再次以病告归，这是二次归隐。此次离职可能与玄武门兵变有关。王绩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对于太宗李世民发动的政变难以接受，挂冠而归。

贞观四年，王绩第三次出仕。吕才给予的解释是家贫赴选，但根据王绩隐居时自述，“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出仕不是迫于贫穷，还应该是经国之志的体现。可惜这一次也好景不长，王绩再次致仕。这次是由于王绩的哥哥王凝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弹劾侯君集，得罪了长孙无忌，王凝被贬姑苏，王绩也受到牵连。

此后王绩安于田园，直至终老。他“结庐河渚，纵意琴酒”，“有奴婢数人，多种黍，春秋酿酒，养凫雁、莳药草自给。以《周易》《庄》《老》置床头，无他用心也。”因此，在自撰的墓志铭中，王绩说自己取字“无功”是因为“盖以有道于己，无功于时也。”“东皋子”的号并非家在东皋，而是取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之典。不同于陶渊明的躬耕生活，王绩有“奴婢数人，足以应役”，他是借山而居的隐士。

正是有如此的不同，王绩虽继承了陶渊明的田园诗，但又有很大不同。田园是陶渊明的归宿和生活依托，“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是其日常生活写照。王绩着意于山野风光，田园是风光中的背景。他看到的是“秋来木叶黄，半夜坐林塘”，他是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加入了他同样深爱的谢灵运的山水诗，形成独特的田园山水诗。

这种寄情山水别业的做法和诗歌风貌影响了宋之问、王维、孟浩然等。他清幽野旷的诗风也与彼时流行的宫廷诗格格不入。他直接影响了陈子昂。他对声律发展的贡献也功不可没。多年对酒的钟爱，无论是寄情于酒，还是意不在酒，王绩都有超高的酒量和大量以酒为主题的诗文，“已前轶阮籍、陶潜，后掩李白、苏轼”。这也是王绩诗文的一大特色。

马茂元对王绩诗作的评价为：“在七世纪初，淫靡艳浮的齐梁余风仍然笼罩诗坛的时候，出现了像王绩这种不事铅华、风仪简淡的诗人，仍然是可喜的。”此说中肯。(辛上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