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出来的大学梦

“诱”出来的大学梦

阳春三月，百花争艳。一年一度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正在有序进行。由于报考人数剧增，2019年复试阶段的竞争，尤为激烈。

“你为啥要报考山西大学？”面试时，教授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家对山西大学，有着特殊情结。我爷爷就是恢复高考那一年，考到贵校的……”长孙从容答道。

正如长孙所言，我是1977年考到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可他有所不知，他爷爷当年圆的那个大学梦，竟然是被人“诱”出来的。他更不知道，为了圆那个被“诱”出来的大学梦，他爷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十四个冬夏与春秋。

“诱”梦

1955年，我刚7岁，便跟着堂兄进入学堂，成为同年级年龄最小的学生。

我的家乡夏县陈乔村，位于中条山下运茅公路两边的平原上，是块盛产粮棉的风水宝地。1956年夏天，一场暴雨过后，山洪暴发。姚暹渠在上游小吕村段决口，洪水便倾泻而下，直接灌进我们那富饶的村庄。为防止水灾，村里第二年在村北修了条护村埝。那时，我刚升入三年级，和几个同学住在学校戏台上的阁楼里。晚上，为看热闹，同学开门后便顺着大门楅往上爬，刚爬到台口向台上跨出时，下面扶门的同学猛然撒手，致使大门滑离戏台，我一脚蹬空摔了下来，右臂严重骨折。在伤筋动骨一百天的治疗过程中，难忍的疼痛，使自己不得不反复思谋着：今后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偶尔从同学那里听到这句名言，对其中奥妙虽不甚了了，但由此却明确了今后的努力方向：那就是好好学习。下定了这个决心，从小学到完小，由完小到初中，自己一路遇到的都是“绿灯”。

“开荣，你家里困难，我看你还是报榆次经纬纺织学校，早点就业为好。”1964年，夏县中学毕业时，郝志义老师向我建议。他曾在本村教过学，既是我的启蒙老师，又和家父关系甚好。有鉴于此，我毫不犹豫地把该校报成第一志愿。

那时在夏县中学45班，我既是生活委员，又是数学课代表，字写得还可以，毕业时的政治复习提纲，就是由我用蜡纸刻写的，深受班主任郭化龙老师的信任。在毕业前对考生政审时，他特意让我帮忙，把拟好的操行评语，分别誊到各自的志愿表上。郭老师毕业于山西大学化学系，英俊潇洒，工作深受领导赏识。也许是想为学校招点好学生，或许是见我志愿报得低了点，闲谈时便动员我报考夏县中学，并且还向我打了“包票”：“不管考坏考好，学校保证录取你。”

于是乎，我就跑到教导处，要了一张志愿表，把夏县中学改为第一志愿。可刚改完志愿，我突然意识到：考高中，不就是为了三年之后考大学吗？郭老师的一句建议，竟使我突然萌生出不曾有过的大学梦。为了将来能考个好大学，我何不报考全省有名的康杰中学？

惊 梦

经过中考，我如愿以偿地收到了康杰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心里甭提有多高兴。可一回到家里，看到的却是父母的满面愁容。

“咱家娃们多，老是短款户，你再上学，家里实在是供不起了。书，咱就不念了。”话虽不多，却落地有声，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竟让我无言以对。

人常说，知父莫若子。作为长子，我深知父母这辈子命运多舛，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与困苦。

我们家原本还是个比较殷实的富裕之家，祖辈和父辈均以务农为生。但当日寇的铁蹄踏来之时，家里就遭到了灭顶之灾。先是祖父被日寇的流弹打死，家里顶梁柱突然倒塌，叔父万般无奈给老舅家当了养子；后又是伯父在数九寒天，被日寇抓到中条深山去支差，冻饿交加，不幸得了“痨病”，过早地撒手人寰。少年丧父，弟跳“门槛”，兄病早逝，一家的生活重担，就全压到了尚未成年的父亲肩上。

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地下水位急剧上升，房屋严重倒塌，全村要往运茅路南搬迁。那时，伯父已谢世多年，家里的十几间房屋，全靠父母操劳搬迁。我曾清楚地记得，晚上请人打院墙，家里只能用玉米糊糊来招待。

那时，父亲年龄不大，经历的分家次数却不少。由于祖父早亡，土改后与伯祖父分家时，吃个大“哑巴亏”。房屋搬迁后，与伯母分家时，对家里的八间上房和内产，只能拱手相让，留给自己的，只能是七间烂草房。这样三分两分，家里便成了一贫如洗的空架架。

想到这些，自己实在没有勇气乞求父母开恩。可一想到回农村务农，又不寒而栗。一是右臂骨折的影响。右臂骨折后，尽管经过治疗已经痊愈，且无伤大雅，却从此被人们视为“坏坏胳膊”。别说在村里难以挣到强壮劳力的“好汉分”，就连自己订婚时，也有人以此来说事，想把婚事搅黄，所以我与妻子见面时，不得不听从媒人安排，极不情愿地把胳膊往上拃了拃。二是“误斗户”帽子的压力。在我的记忆里，家里系上中农成分，属于团结对象，可在毕业时，村里给学校却证明我家属于“误斗户”。班主任尽管对我很信任，也不敢把自己的推荐录取等级，贸然定到绝密级（当时推荐录取等级分为绝密、机密、一般和限制录取四个等级）。有了这顶帽子，回到农村，在政治上能有出头之日吗？

向父母开口，于心不忍；回农村务农，于心不甘。刚被“诱”出来的大学梦，眼看就要破灭了。

续 梦

村里整体搬迁后，离舅家所在的双庙村仅有一畛之遥。而我家位于去双庙村的小路边，一出门，就是双庙村的庄稼地，一眼就能看到舅家所在的双庙村。离舅家这么近，可我，只能是望而却步。

母亲在舅家是个既无兄弟又无姐妹的孤女。由于人少家小，耿直勤快的外祖父把家里经营得有样有行。母亲出嫁后，外祖父便给自己寻了个养子，宠爱有加，惯得不得了。他老人家去世后，家里就由舅父支撑门面。舅父名曰常水胜，到部队当过兵，复员后当过村里民兵连长。经过部队锻炼，他特别能吃苦耐劳，为养家糊口，他曾和妗妗长年累月在砖瓦窑做砖瓦，每年都能有不菲收入。只可惜由于外祖父的娇惯，他自幼养成了爱玩好赌的坏毛病，每到年关，一上赌场，就把一年的血汗钱输个精光，弄得妗妗曾几次想自尽。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舅舅，一个赌博成瘾的舅舅，一个仅比我大八岁的舅舅，在这紧要三关时，能帮我如解倒悬吗？

离开学之日越来越近了，自己仍一筹莫展。求助无门，又无所事事，自己只好携着草篓，拿着镰刀，到门口的棉花地里寻猪草，借以打发忧郁时光。

也许是苍天有眼，就在这天下午，就在这双庙村的棉花地里，我意外地碰见了多时不见的舅舅。他刚从砖瓦窑收工路过这里，准备回家休息。

“舅舅——”尽管心里愁云密布，可见舅舅迎面走来，我便强打精神问了句。

由于年龄差别不大，自己又是“头套”外甥，甥舅平时见面，总显得比较亲热。可这次，舅舅却粗中有细，明显感到我“不甚喜欢”，便停住脚步，关切地问道：“学校考上了么？”

“考上了，可家里供不起，不让上了。”我没精打采地答道。

“学校什么时候开学？”

“8月24号，也就是大后天。”

“你回家啥也别说，后天上午，你就在家等我，吃完早饭，我就过来了。”他稍一沉思，便向我吩咐道。

那天上午，刚吃过早饭，舅舅就骑着自行车赶过来了。与父母寒暄几句，便进入主题，好言相劝，让父母给我放行。见母亲实在说不通，舅舅拉下脸来，厉声向父母表明态度：“姐，你今天说啥也得让娃走！”

说着，便挤到炕上，拉了条被子就往外走。母亲见实在挡不住，便掉着眼泪，从隔壁房里取出我在学校用过的铺盖，无可奈何地交给舅舅。人常说，娘亲舅大，那一天我真正见识了娘家舅的厉害。

村里距运城四十里路，为赶时间，舅舅捆好铺盖，带着我一口气赶到学校，又主动掏出十块钱，帮我办完入学手续。

追 梦

“中条苍苍，黄河泱泱，我校诞生在解放的战场……”以烈士命名的康杰中学，气派就是与众不同。刚踏入校门，映入眼帘的就是教导处门前的大黑板上，工工整整写着当年考入北大、清华考生的尊姓大名，那就像无声的动员令，激励着新生们从入学之日起，就树立起远大的奋斗目标。

入学后，我被编入七十七班，担任数学课代表。从新生登记花名册上，我看到自己的入学成绩，四门课平均93分，与团支部书记张登州在全班并列第一。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尚恒元老师，他曾在兰州大学投笔从戎，参加解放大西北战争，后又随部队跨过鸭绿江，经受了抗美援朝战火的严峻考验，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深造，毕业后在康杰中学任教多年。教代数和立体几何的，分别是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名的谢克昌老师和王俊堂老师。令人向往的康杰中学，简直是名师荟萃之地。

入学报到没几天，父亲就骑着自行车，给我送来一个新做的白茬木板箱。年轻时他到运城卖菜，老是肩挑步蹁，后来虽学会了骑车，却很不熟练。那次来运，为避汽车，不慎滑倒，额头蹭破了。看到父亲额头伤口渗出的汗血，我眼里不由得噙满了热泪，由此更是下定决心，决不能让父母的心血白费。

升入高二不久，学校计划学习北京景山和上海育才中学经验，准备在高二抽调10名学生，进行跳级实验，具体由王俊堂老师负责组织。

“你愿意参加跳级实验吗？”王老师笑眯眯地征求我的意见。

“愿意！”能被老师选中，当然是件幸事，我毫不犹豫痛快回答。

根据学校安排，1966年刚过春节，我们这10名同学就来到学校，在有关老师辅导下，半月学完高二后半年课程。寒假开学，分别编入高三66和67两个班，一方面随高三上课，一方面在课后补学高三前半年课程。要在半年学完一年半的课程，任务的确繁重。为提高效率，一旦累了，便和同班跳级的张希玉一起，到篮球场上斗会“牛”，出几身臭汗。值得庆幸的是，在高三，竟遇到了特级教师张保安老师。他说话虽不甚利索，可教平面解析几何，每堂课只讲25分钟，但到下课时，我们也能和高三同学一起，把布置的作业做完。

时间过得可真快，不知不觉，为期半年的跳级实验，很快就以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而圆满结束。紧接着，就和高三同学一起，投入紧张的复习阶段，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眼看着那个被“诱”出来的大学梦，就要提前一年实现，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幽 梦

但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自己紧赶慢赶，偏偏赶上了那场“大革命”，遇上了国家对高考突然亮起的“红灯”。

到了1967年，全国高考，仍然是“红灯”高悬。

到了1968年，国家则一声令下，高二、高三学生全部离校，返乡务农。望眼欲穿的高考，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那年7月1日，当自己背着铺盖回到农村的时候，心里头五味杂陈，真不知是个啥滋味。如果当初报了纺校，现在早已毕业，既能领上工资，自食其力，又能跻身于工人阶级行列，政治上不再受人歧视。可现在，却要成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地道道的农民，再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大学上不成，年龄又不等人。父母便抓紧张罗，给我完了婚，算是尽了他们的责任与义务。那个被“诱”出来的大学梦，虽然成了飘然而逝的过眼烟云，可细细想来，几年的高中也算没白上。由于在学校吹过几年小号，略通点简谱知识，便被村里吸收为文艺宣传队队员。村里小学升格为七年制，六七年级数学没人带，村里就让我进学校当起了民办教师。后来在1971年，村里搞“三运”，让学校教员为村里新班子成员写批判稿。没想到批判会后，我这个数学教员写的那份批判稿，竟得到工作队和前来蹲点的公社党委李希忠书记的赏识。李是县委有名的笔杆子，对会写点材料的年轻人，自然是情有独钟。批判会后，公社领导不仅让我去公社工作，还发了张县里的招干登记表。这可是喜从天降。虽然最终有人暗中作梗，搅黄了招干之事，但自己总算是脱离了那块被人歧视与嫉妒的是非之地。

公社领导的视野，显然是要开阔得多。经过他们悉心关照和精心培养，1973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又被县里招收为第一批补贴制干部（即每月在村里记25个工，县里补贴25块钱），并于同年9月，被调到县委通讯组工作。

从农村到公社，再到县委机关，自己在工作上还算是一帆风顺，但也时常遇到工作能力与工作任务不很适应的矛盾。在学校，自己侧重的是数理化学习，对学习语文和历史地理，可以说是“放羊拾柴——捎带”，基本功还不很扎实，对于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有力不从心之感。特别是和那些才华横溢的大学生一起工作，总感到有点自惭形秽，技不如人。到高校深造的愿望，就也日渐强烈起来。当年那个被“诱”出来的大学梦，总是像“幽灵”似的，不时在脑海中闪现。

圆 梦

1977年，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制度，这个好消息就像一声春雷，把自己从十几年的幽梦中震醒。面对这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自己不免激情燃烧，不免跃跃欲试，不免产生到考场上一展身手的冲动。可一想到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不免在心里打起“退堂鼓”。

返乡务农后不久，我便结了婚，又生了两个孩子，这无形中给家里增添了负担，使得家里经济状况一直没多大起色。1975年，父母与我分开来过。尽管自己有多么不情愿，可父命难违，只好回家听命。

那时，祖母尚健在，弟弟未成家，家里仅有的7间烂房屋，给老人留3间，为弟弟拨了3间，分给我的，只能有那么一间。面对父母和说话人，我含着热泪，动情地表明态度：“父母供我上了一回学，我却功不成，名不就，给家里没作出什么贡献。现在父母要分家，只要能让父母生活过得去，那就等于我把父母孝敬了。给我分多分少，我都没意见。如果父母心里实在过不去，那就把井台边那几棵杨树给我就行了。”

农村人常说，“好家怕三分”，又说“分家三年穷”。与父母分家后，我与妻在西南墙角用烂椽头和油毡，搭了间烂伙房，妻与两个孩子就在那里勉强度日。说来也让人见笑，由于紧靠村边，院墙外就是双庙村的水渠，浇得院里的榆树苗一个劲往上长。摄影师慕名而来，一看到院里六间基地上只有一间房，树虽好，房太少，反映不出新农村的新面貌，便扫兴而归。家里就是这么个烂摊摊，我考上走了，她娘们几个在家可咋过哩？

“家里有我顶着哩，你不用操心。你上一回学，好不容易等来了高考，就千万不要犹豫，错过机会，你放心去考吧！”在家里，妻子秦秀英见我犹豫不定，就劝我要珍惜机会。我走后，怕我思想再动摇，她又在大雪天骑车赶到县委，送来一颗“定心丸”，叮咛我一定要拿定主意，放心上考场。

“宁紧一阵子，不悔一辈子！”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也这样鼓励我。

那时，县委机关正在白沙河水库下游修“五七”防渗渠，有关领导不准假，我便在晚上加班复习。为复习方便，理教科领导曾主动腾出自己办公室，供我复习之用。当过多年数学课代表，在村里教过六七年级数学，后又在公社、县委通讯组工作多年，数学、语文多少还有点基本功，上考场的底气还比较足。尽管如此，自己仍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与松懈。晚上复习累了，就做做下蹲运动，调剂调剂脑子。到了高考之前，从夏中老师处借来的历年高考试题，自己基本上都能做下来。

开考那几天，语文、政治、史地考试顺利过关，到了最后一节数学科，打开试卷一看，心里不禁一乐，有道题竟然是让证明梯形中位线，等于上下底和的一半。这不是自己教过的六年级课本上的例题么？

那年高考，评卷登分后不公布成绩。教改组老师欣喜地告诉我，说我高考分数等级为A，志愿让大胆去报。到录取时，档案先投北京大学，校方因“额满”退档，但最终被第二志愿山西大学中文系录取。入学后，有位同学告诉我，说她看到新生登记表，我的入学成绩平均分为84，在班里名列第三。

忆 梦

己亥之岁，是共和国70华诞的大庆之年，也是我们这个小家值得庆贺的一年。经过复试，长孙已被山西大学录取。

“爷，咱们快成山大校友了！”喜讯传来，孙子不禁喜形于色，竟像孩提时代那样手舞足蹈了好一阵子。

金榜题名，本是人生一大喜事， 家里首次出了位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爷孙将成为山大校友，当然是喜上加喜。在这喜庆之日，回顾自己的圆梦历程，浓烈的感恩之心，便油然而生，且又与日俱增。父母的辛苦养育之恩，舅父的慷慨援助之恩，妻子的鼎力支持之恩，亲友的热情关爱之恩，自己都将没齿难忘，定当继续涌泉相报。与此同时，我深切感受到，更应当感谢的，则是党和国家70年来厚重的哺育之恩。

首先是党和国家为我们创造了赖以生存的和平环境。“经过寒冬的人，才知太阳的温暖。”新中国建立后，饱经风霜的老祖母，曾由衷感叹道：现在“再不担惊受怕了！”70年来，尽管西方列强亡我之心不死，可伟大祖国却用自己有力的臂膀，佑护着自己子民都能像老祖母那样，“再不担惊受怕”了，尽情享受着太平盛世。想想祖辈和父辈解放前的悲惨遭遇，自己深切感到，正是有了这种难能可贵的和平环境，自己和儿孙们才能安心求学，相继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

其次是党和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升学深造大好机会。“一九七七，我们和祖国的命运一起改变。”在山西大学图书馆前的纪念碑上，山西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的肺腑之言，道出了莘莘学子对恢复高考制度的感恩之情。对我和家庭而言，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使自己有了难能可贵的深造机会，而更重要的，就是通过自己的高考，在家里为儿孙们树立起发愤图强的榜样，和自强不息的标杆，促使他们都能在学业上有所成就，使得全家同祖国命运一起，不断得到改变。

再次是党和国家曾长期给自己求学提供的资金扶助。从1961年升入初中，到三年后升入高中，根据国家规定，自己不仅把粮户关系转到学校，每月还能享受三四块钱的助学金。到了大学，每月助学金则达到19元，完全可以解决吃饭之费用。如果没有党和国家长达11年的资助，身为农家子弟，要想完成学业，那恐怕是比登天还要难。

不知不觉，自己今年已七十有一了，亲身经历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回顾七十年来的成长过程，抚今追昔，我不由得就想起那首红歌《没有强大的祖国，哪有幸福的家》。但愿儿孙们都能牢记党和祖国的似海恩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途上，用奋发有为的实际行动，深情唱响、唱好主旋律《我的中国心》！

陈开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