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对华夏文明的三个贡献—— 拱卫 繁衍 存留

看山西，要有点历史的眼光，看它的历史担当，看它的深层影响。

研究历史，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典章制度，这是过去的历史学家关注较多的一个路径；还有一个是地理环境，也可以说是历史地理，这是百年来，新一代历史学家较为侧重的一个路径。

用历史地理的眼光看山西，会是另一番景象。中国的省份，其地域多有变迁，而山西，自元代设行省以来，几乎就没变过。小的变化不是没有，比如现在河北的蔚县，过去属山西，新中国成立后划给河北了。对一个省份来说，这点小变化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地形的限制，东边是太行山，西边是黄河，想变都变不了。就整体形状而言，山西最像的，是个巨大的城堡，两头窄些，中间宽些，一边是陡峭的壁垒，一边是深陷的河沟。说是表里山河，那是一点也不假。

这个城堡，若在偏远的地方，就没有什么可称道的了。恰恰不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重要朝代，它都在离京城不远的地方。这话听起来，多少有些语病。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朝代，一会儿在西安，一会儿在开封，一会儿在南京，一会儿在北京，中国不是个海，山西也不是个船，怎么会一会儿划到西安，一会儿划到北京呢。你这样想，是你的聪明，也是你的愚钝。一是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再就是中学地理学得不是十分的好。南京这个地方，不管是几朝建都，从来没有一个朝代是长久的，可略去不计。再就是，从唐宋到明清，都城是渐次北移的。唐宋之际，山西的南部，西边靠近西安，东边靠近开封；明清之际，山西的北边，又靠近北京。也就是说，这个长条形的城堡，总在离都城不远的地方。

山西南边的风陵渡，前些年挖出了唐代津蒲桥的镇河铁牛，就说明了中央政权对河东一带的重视。《西厢记》里，张生与莺莺相会，只会在蒲州的普救寺，再远了，宰相夫人扶柩归里，就走不了那么远，也就不会遇上赴京赶考的书生，遇不上安史之乱的叛军。到了宋代，太宗平定了北汉，赵家天下才算是得到最终的安宁。最能说明山西对京师的拱卫作用的，是明代，边防九镇中，就有两镇在山西，一为大同镇，一为山西镇（治所在宁武）。清代，朝廷与蒙古王公原本一家，山西这边不会有边患，但是庚子一役，西太后母子出逃，想也没有想，就直奔大同，再南下太原，最后才去了西安。老佛爷心里清楚，联军可以打下北京，要追上来打下山西，可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了。

这几个朝代，基本上可以说，山西安宁，朝廷就安宁。

太原城里，至今还残留一截城墙，正是北门左近，这个城门就叫拱极门，它拱卫的不是自己，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都城。

拱卫，可说是山西历史文化里，最为显著的功绩。

从历史地理上看，山西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北部，在380毫米降水线上。大体来说，就是现在山西北部朔州一线。明代的长城，就是沿着这个降水线修建的。说白了就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界线。早先的胡人南侵，多是由这儿打进来的。胡人南侵，过去的历史学家，总说是个教化的问题，意思是我们的教化没有远及彼邦，所以他们野性难驯，才盘马弯弓，肆意抢掠，有了这个380毫米降水线理论，就知道了，不是什么教化的问题，而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不南侵，他就没法活。

这一特点，又决定了山西在战乱时代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战乱时期，一个是东晋之后，北方的五胡十六国时期，一个是唐灭亡之后，北方的五代十国时期。十国中最后一个灭亡的叫北汉，就在太原。前一个时期平定之后，建立了北魏，北方算是统一了。后一个时期平定之后，建立了宋朝。几乎可以说，战乱怎么平息，全看山西是否归顺。山西归顺了，天下就安宁了。这是由它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也是由它的民族构成决定的。山西，历来就是个五胡杂处的地方，对中华民族的构成与融合，起过很大的作用。中学历史课本上，讲到东晋末年的乱世，说到匈奴、鲜卑、羯等，地图上标注的黑点，多在山西的北部和东部。

这就要说到山西历史文化的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人口的繁衍与迁陡。尧舜禹，太遥远，不必说了。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死伤者众。到了明代初年，河南山东一带，竟有多少里不见人家的景况。那就移民吧，从哪儿移呢，只能是山西。只有山西这样的四塞之地，才能在动乱年代里，保持相对的平安，时日一长，地方得以繁盛，人口也就得以增长。洪洞有个大槐树，当年一批一批的移民，就是在这儿办理了官府文书，前往河北山东一带落户的。

据说当年为了日后彼此辨识，在身上一处最不起眼的地方做了个记号，这记号也就一代一代地遗传下来。哪儿呢，小脚趾上。是不是大槐树下面走出去的，只要看这个记号，便可相认无误。这记号便是，脚上最小的那个趾头的指甲是劈作两半的。

来过山西的人，对黄土高原地貌，都会留下深刻印象。丘陵起伏，沟壑纵横，再加上多旱少雨，让人感慨不已。千万别忘了，正是这样的地貌，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安土重迁的习性，才让山西成了一个巨大的、中华民族历史遗存的保护场。全国最早的戏台——元代戏台，山西就有好几处。宋代的寺庙，全国也没有几处，大都在山西。最著名的，当数五台山的佛光寺，梁思成先生在抗战那一年，来五台山考察时发现的。据说发现的那一天，北平城外，刚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至于祠堂、院落、关隘，在山西，可说是所在多有，无地无之，全看你下多大功夫去寻访，去领略了。

不过，不管你是从北往南，还是从南往北，还是以太原为中心，向四方辐射而去，我还是劝你，事先对山西的历史遗存，有个大的把握，有个较为清晰的历史轮廓。这就是，若从南往北，你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感觉：从地下走到地面，从历史的深处，渐渐地走向历史的明处。

这话怎么讲呢？就是在晋南一带，要看地下的东西，过了灵石口（霍县以北），进入晋中地区，要看地上的东西。这就是从历史的深处走出。

晋南地下的东西，最为宝贵的，集中侯马一带，可以看晋国的大墓，看编钟，尤其要看看陶范。再就是，要看看侯马盟书，看看三家分晋那个时期，人们如何用毛笔，沾上朱砂在石片上玉片上写下那么多的文字。黄河的铁牛，虽是挖上来了，也可以当地下遗物看待。至于那个高大的鹳雀楼，我劝你还是登一下，至少可以看到不远处，黄河河面雄阔的气势。越走越高，就走出了地面，这就到了太原这边，看太原的晋祠，看五台山的宋代建筑，看应县的辽代木塔，看云冈的北魏石窟，看大同附近的明代长城和军堡。这就是我说的走向历史的明处。这种感觉，不是人人都能体味到的，你如果体味到了，不要忘了我这个指点者，他应着作家的名儿，却是正儿八经的学历史的出身。

拱卫，繁衍，存留，可说是山西历史文化的三个层面，也可以说是山西对华夏文明的三个贡献。

（韩石山/文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