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共产党员丁芸诞辰百年追念

在国难当头，尤其是日寇入侵自己的家乡荣河县后，她受同乡好友与亲人们的影响，她勇敢地冲破封建藩篱，毅然投身抗战斗争，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在3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从一个柔弱的青春女性成长为一名傲雪凌霜，具有坚定信念，充满人格魅力，令人深深敬仰的优秀共产党员。她就是出生在运城市万荣县荣河镇何庄村的党的优秀女儿——丁芸。

挑战封建礼教

毅然投身抗日斗争

这是1920年里一个很平常的日子。

这天，荣河县何庄村王家喜得千金，这个女儿的出生让全家上下十分欢心，因为在此之前，这个女婴的母亲已经连续生了四个男孩，为此，夫妻俩数年间经常烧香拜佛，盼望能有一个女孩儿降生。

得偿所愿的男主人王介甫，当年在黄河对岸的韩城县行医、开药铺。得到喜讯后，他专门请教书先生为女儿起了一个既文雅又上口的名字——王毓秀。同时，先生还给了一个五行补金的名字王钧作备用名。先生解释说，按照每个人的五行，为孩子补“金”，可以让孩子命硬好养，不生灾害病。

王毓秀的奶奶、父母对孙女和女儿爱若明珠，从小娇生惯养疼爱有加。但他们却又无一例外，依然固执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他们鼓励支持家里几个男孩上学念书，就连起名字都有一个“鹏”字，希望他们将来一个个鹏程万里，光宗耀祖。可是，让王毓秀实在想不通的是，平时她要做什么事，一家大小对她都是有求必应，但唯独在进入学校念书识字方面，无论她怎么请求，家人们就是不允。

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毓秀的求知欲望愈发强烈，家里不让念，她就偷跑到学校，这样多次偷着上学的举动让父母十分头痛，后来，父母只好由着女儿的性子默认了女儿的选择。就这样断断续续勉强念了几年书之后，王毓秀的求学之路最终还是被强行阻止了。

再也无法上学的小毓秀，整天在家里凭着几本字典、辞典，一字一句地学习哥哥们带回家的书籍课本。这期间，她的两个哥哥与表兄杨鹏鲲，或外出求学、参军，或在家乡参加了抗日斗争。他们经常给毓秀讲外边世界的经历，教她学习文化知识，灌输妇女解放、抗日救国思想。

1938年3月，侵华日军占领荣河县后，多次进村杀人放火，王毓秀的三哥也在村里惨遭日本鬼子枪杀。眼前的国难家仇，让王毓秀再也坐不住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她离开家乡参加抗日救亡战争。

受封建思想影响颇深的王介甫，既不允许女儿外出参加什么“斗争”，又觉得国难之下无力保障女儿的安全，于是匆忙在邻村为女儿找了婆家。

得知父母的用意之后，王毓秀觉得，二老双亲虽然用心良苦，但这样的做法却又坚决不能顺从，于是，她找准机会几次与已是县牺盟会、妇救会干部的闺蜜柴梨仙（周璇）、樊旦商议对策，决计利用结婚的机会，趁机从所谓的婆家溜走，逃离家门参加抗日斗争。

1938年农历腊月，佯装结婚的王毓秀在女友路玉素的接应下，悄悄逃离婆家赶到县城，与早已等候在约定地点的柴梨仙、樊旦一起匆忙跑了70多里地，赶到当时万泉县牺盟会驻地杨家垛（日寇侵占万泉县城后，牺盟会在柳家院、桥头、杨家垛等村流动办公），找到万泉县牺盟会特派员程生秀，参加了抗日工作。

姐妹战友情深

血肉之躯坚如钢铁

程生秀后来回忆说：抗战初期，他在万泉县牺盟会工作时，由于日寇的不断骚扰，牺盟会的办公地址也不断转移。那天晚上，他们在杨家垛村研究工作时，大约夜半时分，荣河县妇救会秘书柴梨仙领着王毓秀找到他们。初次见面，只是很短的交谈，他就觉得这个女孩不同于众多的小家碧玉，而是一位刚毅、果敢、富有斗争精神的青春女性。

在万泉县牺盟会与孤山根据地工作几个月后，在当地党组织的安排下，王毓秀来到稷王山抗日根据地，参加了中共汾南工委在袁儿沟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并由柴梨仙、樊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丁芸。训练班结束后，丁芸又回到荣河县牺盟会工作。

知道丁芸的情况后，她的父母和家人认为在兵荒马乱的时局下，她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丁芸那个所谓的婆家人胆小怕事，坚决反对丁芸参加抗日战争，但又无可奈何，索性就公开对外讲，丁芸根本不是他家的儿媳妇。抗战初期，丁芸与柴梨仙、樊旦（1943年牺牲）、路玉素（陕西省大荔县人，当年在荣河县牺盟会工作，转移太岳根据地后病故）四名女同志，被抗日军民共称为荣河抗日“四女杰”。

1939年12月，阎锡山策划发动的假抗战、真投降的晋西事变发生后，稷王山根据地的7000多名抗日军政人员，奉命向太岳根据地转移。“女四杰”与当地牺盟会员和身份已经公开的共产党员被编入民运大队，随大部队一起向太岳根据地转移。

在转移过程中，前后十多天连续昼夜行军，还不断遭遇日军和阎军的围追堵截，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便逃离革命队伍，就连原牺盟会特派员、后担任万泉县抗日县长的朱一民，也成了背叛革命的可耻叛徒。但参加抗日斗争还不到两年的丁芸，却牢记入党誓言，与姐妹们互相激励，在枪林弹雨中奋力前进。实在走不动时，丁芸就拽着马尾巴强迫自己向前迈步；双腿跑肿了，她就自己跳起来以腿撞地，直到把双腿摔麻木了再接着跑。

到达太岳根据地后，丁芸不幸染上伤寒，一连多天高烧不退，昏迷不醒。当时，根据地缺医少药，丁芸只是靠战友随时给她喂水喝，才顽强挺了下来。而那位帮她逃出婆家的亲密战友路玉素，还有那个来自运城邵村、比自己小七岁的小妹妹李兰英却没那么幸运，都让可恶的病魔夺走了生命。

刚刚掩埋好战友，丁芸走上抗日道路的重要引路人——他的表哥、212旅56团政委杨鹏鲲，还有一路对她关爱有加的212旅56团团长刘存让，也先后牺牲。这两位在抗战中屡立战功，让丁芸无比敬仰的英雄和偶像，突然离她而去，让丁芸更加懂得了如何面对现实，怎样把切肤的悲痛深深地藏在心底，从而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斗志和决心。

经历了更多的艰苦磨炼和悲欢离合之后，组织上安排丁芸到安泽县向里区担任妇救会主任。当时，同在安泽县工作的还有丁芸的同龄（当时都是22岁）好姐妹、担任县一区区长的王光（1943年10月在安泽县牺牲）。她们的工作范围是太岳根据地在同蒲线的边沿地区，就是日军推行强化治安的重灾区，斗争形势非常复杂。

丁芸到任后，发现日军沿同蒲线和山边密布据点、碉堡，日伪军几乎每天都会进村袭扰。在汉奸的出卖和指认下，日军经常进攻、偷袭和包围抗日机关驻地。丁芸和王光实际上就是在敌占区工作，她们晚上不敢在群众家休息，以防发生意外。两年多的时间里，丁芸她们经常在野外坟地边的旮旯间休息过夜，其间还要随时防备恶狼和其他野兽的威胁。

1942年夏天，丁芸与曾任猗氏县民主抗日县长、时任太岳二分区政治部主任的临汾人张天珩结婚。但受战争环境影响，他们并没有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家，各自在工作岗位上奔波奋斗。

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后，丁芸夫妇曾返回晋南工作。在解放战争的残酷环境中，丁芸身怀六甲，挺着大肚子在区委书记任上工作。当年，他们的长子出生在夏县。产后正逢胡宗南部大举进攻晋南，丁芸只好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可是孩子寄养的消息不幸被泄露，所幸当地干部及时得到消息，立即告知张天珩的警卫员解木生，解木生紧急赶到奶妈家抱着孩子逃脱，而孩子奶妈家却遭到还乡团的疯狂报复。

晋南地区解放后，丁芸响应组织召唤参加了奔赴甘肃的干部大队，成为支援西北地区解放和建设生力军的一员。接到任务后，由于出发日期很紧，丁芸顾不得回娘家荣河县探亲，于1949年8月底到达甘肃天水地区。

矢志坚守信仰

身后美名众人称道

到达天水地区工作后，丁芸先后担任天水市委副书记、书记、市政协主席等领导职务。

解放不久的天水市百业凋敝、百废待兴，工业底子很薄，群众生活还很艰苦。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丁芸一头扎进基层，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让原来全地区仅有的一个火柴厂很快恢复了生产。丁芸了解到，当地还有一个传统雕漆工艺美术厂，但因连年战争的原因，手工艺人已逃离他乡谋生。丁芸和大家一起到处寻找，终于把大多数艺人们寻找回来，开始传统工艺生产。

在实际工作中，丁芸还发现，天水地区与家乡荣河县的气候、日照、土壤条件接近，也适宜种植经济林，于是她积极联系苹果树种，动员说服群众，首先在天水地区的花牛乡建立苹果发展基地。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花牛苹果便成为远销海内外的知名品牌。

1956年年底，丁芸随丈夫张天珩一起调往甘肃省兰州市工作。张天珩担任省财贸部部长，丁芸担任兰州大学党委组织部长。这期间，丁芸常常回忆少年时代的自己，感觉最值得庆幸的事是，她与柴梨仙、樊旦一起坚决不让家人缠足，都留下了一双方便打仗和工作的大脚板。但由于自己只断断续续上到小学三年级，文化底子还很欠缺，于是，丁芸在工作中坚持补习文化知识，经常向周围的同志请教。

在反右倾运动中，张天珩因为在工作中敢于说真话、说实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这件事也株连到丁芸。个别人见丁芸一向忠于党的事业，工作踏实认真，根本没有什么辫子可抓，于是就捏造虚假材料陷害丁芸。虽然身处逆境，但丁芸坚信，党和组织绝不会冤枉一个党员的赤子之心，因而拒绝违心做检查。

“文革”前夕，丁芸夫妇的冤案得以平反，夫妇双双调往北京工作。但在“文革”中，他们又连遭厄运，被造反派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几顶帽子，下放到江西农村劳动改造。当时，丁芸一家包括孩子五口人，分别被送到五个不同的地方，或强迫劳动，或安置插队。直到1973年冬季，丁芸夫妇才被恢复工作，但一连串的沉重打击让丁芸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无法正常工作。

养病中的丁芸矢志坚信党组织，她经常把自己工资的一半拿出来交党费，只给自己留下微薄的生活费。许多时候，她还要用自己的生活费资助周围生活更困难的邻居和同事。

1977年3月，丁芸在北京遽然长逝，时年58岁。这位矢志坚守信仰，对党无限忠诚，从万荣走出去的革命前辈，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亲历过战火考验，净化过思想灵魂，值得永远学习和敬仰的优秀共产党员榜样！

尉培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