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地契出现于西周

契，是刻划记载的意思。双方进行商品交易后，担心没有长久的证据而订立合约的书面证据，称为契约。地契，是指买卖土地的双方所立下来的契约，是土地私有化的产物，是土地权利关系的法律文书，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书面证据。

那么，中国古代土地买卖始于什么时候？地契又出现在何时？

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即王有制，全国的土地都是国王所有。《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就说得很清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礼记·王制》说“田里不鬻（yù）”，意思是说，土地不能随意转让和买卖，全国的土地只能由国王来分封、赏赐、授予或收回。那么，在什么时候可以把土地当成商品进行买卖的呢？目前说法较多，有人说是在西周，有人说是在春秋或战国，还有人说是在秦朝。

晋悼公时期

提出了土地可以买卖

1957年，陕西岐山县出土了一批西周铜器，上面有铭文。

铭文《卫釐》说，周懿王三年（公元前897）三月，矩伯向裘卫索取了价值贝80朋的瑾璋，答应给裘卫土地10田；矩伯后来又向裘卫索取了两件赤琥及其他物品，共计贝20朋，并答应再给裘卫土地3田。执政大臣命令主管官，把矩伯的田授给裘卫。

此外，《五年卫鼎》记载了周懿王五年（公元前895）裘卫和邦君厉交易土地的事，《九年卫鼎》记载了周懿王九年（公元前891）裘卫又以车马用器和矩伯的一块林地进行交易。

周恭王时的铜器《格伯簋》，也记载了格伯以良马4匹换取倗生土地30田的事。

这些铭文的记载表明，西周时，已经出现了用物品兑换土地的情况，但是否就是土地买卖行为呢？

关键的问题在于铭文中的“贮”。认为是土地买卖的学者认为，“贮”应当读作“贾（gǔ）”，引申为买卖、价钱。

《五年卫鼎》中的“汝贮田不？”“贮田五田”，《格伯簋》中的“贮三十田”，就是在买卖田地。

但也有学者认为，“贮”应读作“予”，意思是给予；有的认为应读作“偿”，即偿还；还有的认为应读作“租”，即租借。

再往后，到了春秋时期。

《左传·襄公四年》中记载，晋国人魏绛向晋悼公建议说，边疆的戎狄少数民族“贵货易土”，即重视财货轻视土地，所以“土可贾焉”。

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由此认为，“西周以来，‘田里不鬻’的格局被冲破了决口”，土地可以买卖了。

但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这是中原国家用财货向边疆戎狄部落换取土地，不是民间的土地买卖行为。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说，战国初年，晋国的赵襄子在中牟县选拔了两个平民出任中大夫，当地农民都想进入仕途，纷纷“弃其田耘，卖宅圃”。

由此可知，当时的住宅及周围的菜圃都可以买卖，但耕种的大田只能“弃”不能卖。

商鞅变法

规定了民间土地可以买卖

长期以来，许多学者认为，战国中期秦国商鞅变法，从政策法令上规定了民间土地可以买卖。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王玉哲编著的《中国上古史纲》，都持此说。

他们的主要论据，是西汉董仲舒说的话：“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买卖。”

但有一些学者提出，董仲舒的这个说法与《战国策》《史记》中论述的商鞅“劝民耕农”的改革措施不合，与商鞅抑制商业的主张是矛盾的。

1975年在湖北云梦县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大部分是战国晚期秦国的法律文书，数量很多。如果商鞅有允许土地买卖的法令，这批《秦简》中会有所反映，但却找不到这方面的规定或事例。

从现存的战国后期的历史资料来看，土地买卖现象十分罕见。生活在战国晚期的荀子，在论述当时的农田情况时指出：“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

所以，学者们推定，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的说法是误传。

有学者提出，真正允许土地在民间进行买卖，是在秦始皇时期。

秦始皇31年（公元前216），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黔首，是秦朝对老百姓的称呼；自实田，即废除历来由国家给人民授田的制度。

秦始皇还表彰了乌氏倮、寡妇清等大财主。汉朝人崔实在《政论》中说秦始皇“尊奖并兼之人”。如此一来，土地的买卖兼并就盛行了起来，土地也就可以自由买卖了。

自然而然，在买卖土地中，作为书面证据的地契也随之出现了。

如果说西周铜器上的铭文记载的是土地买卖的事情，那么，那些铭文可以说是最早的土地交易的“书面证据”，也可以视作是最早的地契了。（《华西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