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豪情壮志

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论说必本于仁义”，所以光照千秋，千载而下散发出巨大的人格魅力和人性光辉。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三字经》中就有这样一句“范仲淹，怀天下”，朱熹更是用“以天下为己任”高度评价范仲淹。

宋人赵善璙撰有《自警编》，主要编辑记录宋代名臣大儒可以为后人效法的嘉言懿行。其中记载，范仲淹在少年时期，就为自己定下了人生目标，一是做良相，一是做良医。果如其志，范仲淹一生，为国家忧，为百姓忧，为天下忧，不论求学还是为官，始终坚持着“怀天下”的担当意识。即便范仲淹被贬，初心始终不改，途经彭泽县时，拜祭了当地的狄梁公祠，他为狄仁杰的功德所感，洋洋洒洒写下近两千字的《唐狄梁公碑》，立志愿以狄仁杰“定天下之业，断天下之疑，其至诚如神”为榜样，报效国家、在所不惜。像这样盛赞前辈名臣的文章，在范仲淹的文集中，并不多见。

直到晚年，其豪情壮志始终未改，临终《遗表》，范仲淹仍然写下对国事的记挂与期许：“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足可见其至死不渝的与天下同忧乐之情。

在中华文化宝库中，“忧乐总关情”始终是一颗极其耀眼的明珠，从对“道”的追求逐步成为对家国天下的情感，从哲学走向实践，锻造培育出特有的民族精神。

刘同华/文  （《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