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抗日斗争概况及反思

市志办副主任 高创奇

    1938年3月5日，日军占领河津县城，并在沿东西南北公路设立炮楼据点，对河津实施殖民统治。在七年半时间，日军疯狂制造了西光德惨案、高家湾惨案、东庄惨案、修村惨案、北午芹惨案、张家堡惨案、小停惨案、康家庄惨案，残杀无辜百姓29394人，烧毁房屋12227间，掠夺粮食5656623公斤，杀掳禽畜72947只（头），毁坏树木53738株，破坏生产生活用品不计其数，给河津人民造成巨大的难以弥补损失。

    面对日军强暴，中共河津党组织在抗战中充分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日军占领河津前，党组织就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县委、区委和党支部（党小组），并在牺盟会这一统战旗帜下培养训练抗日骨干、大力发展武装、坚持开展抗日活动，使河津人民在抗击日寇中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里望镇四社八村自卫队与日军激战，队长赵栋牺牲，县武装自卫队袭击城西据点，日伪军丧胆，六大队小停村御敌，日死伤百人，北张村自卫队打掠，日伪军弃牲口财物逃窜。在开展武装斗争中，涌现出像姚银德、冯保娃、韩福才、宁增发、薛关镇等抗日英雄人物和无数无名英雄。

    在河津全民抗战中，国民党守军和日军也展开多次战斗。十七路军连伯之战、工兵营西磑口之战、六十六师东庄之战、八十三军史惠庄之战、三十四军上市之战，尤其是新八师禹门口战役，阻击了日军西渡黄河，保卫了大西北的门户。

    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中，河津人民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他们不畏强暴、毅然奋起的顽强性格，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浩然正气，耿介耿烈、勇于牺牲的大义凛然，深入虎穴，智斗顽敌的卓然机智，这些英雄人物、英勇事迹、爱国精神将永远载入历史史册。

    反思之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历次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落后、积贫积弱、政治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和民族内部软弱涣散。日军在20世纪初期发动侵略战争，并在很短时间内占领大半个中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究其原因：一是经济比我们发达，二是科技比我们先进，三是武器装备比我们精良。早在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部就拟定了《清国征讨方案》，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中国。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又强迫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日本不仅依约获得两亿三千两白银，割占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等领土，而且占领山东省威海卫。1900年，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日本出兵最多（8000多，占联军总兵力的一半）、抢劫最凶恶，（劫得户部库存白银300多万两）。战后，又分得庚子赔款中五千万两白银的赃款。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日本据约不但取得在北京使馆区派驻卫兵的权力，而且取得从北京到山海关战略要地的驻军权。日俄战争后，日军把他的舰队开进旅顺，让陆军占据南满各要塞，并在铁道线路两边的附属地设置守备军。武昌起义爆发，日军立即借口保护侨民及商业利益，会同英、俄、法等出兵汉口。日本政府这些非法“占领地”成为以后全面侵华阴谋的堡垒和基地。下列一组数字，就能明白反映1937年“七七事变”前中日经济、军事实力强弱之悬殊：日本年工业总产值60亿美元，中国13.6亿美元；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4万吨；日本年产煤5070万吨，中国2800万吨；日本年产石油169万吨，中国1.31万吨；日本年产铜8.7万吨，中国700吨；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战舰52422吨，而这些现代化武器装备，中国均无自产能力。日军之所以能入侵到大半个中国，在中国的领土上肆无忌惮，横行霸道，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乃至今天，我们不仅发展了经济，增强了国防力量，而且提高了全民族素质，提高了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正能量。不仅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而且有尊严体面的过上小康生活。

    反思之二：腐败必然亡国。日军轻而易举地侵略中国，长驱直入，亦与当时当政的国民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有很大关系。“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进攻东北。几十万东北军不放一枪一炮，使日军轻而易举占领了东北三省大好河山。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民国政府正集中力量在江西对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对日军不予抵抗，“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被迫应战，但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而是寄希望于当时的国际联盟。幻想通过国联对日军施加压力，使日本停止进攻中国。这又给日军大举进攻留下可乘之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河津东庄“五二六”惨案、高家湾惨案等都是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悲剧。

    反思之三：有国无防，人民就会遭殃。今天我们固然应该坚决谴责日军在中国施行的种种暴行，不过同时不能回避民国政府以及守军保国为民之无能。在政府守军连连溃退下，失去国家保护、手无寸铁的人民，犹如“倾巢之卵”，财产任人抢掠，生命任人宰割，根本没有人权、尊严可言，真是“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犬”。

    反思之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面对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机，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全中华儿女抱定了“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决心，抱定血战到底抗战到底的信念。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进而发展到战略反攻，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无论战争多么惨烈，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河山的英雄凯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众志成城，共御外侮，再次凸显中华民族独特的伟大精神。河津人民的抗日历史，充分的证明这一点。

    反思之五：复杂的国际形势必须使我们认真反思历史，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日本国内存在军国主义复活的基本条件。日发动侵华战争时，部分日本国民在连战连捷的侵略战争中颇受鼓舞。他们鼓励至亲参军参战，自觉从事战争物质生产、积极创作助战文学作品等实实在在的支前工作，不仅使侵略战争的战程延长和战祸加深，也使自身同时扮演了“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双重角色。日战败后，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右翼势力一直不遗余力篡改历史教科书和美化侵略历史，致使部分日本国民，尤其青年一代难以获知历史真相，由此导致他们不仅在旧金山会议前后掀起大规模要求释放在押战犯的国民运动，而且自1982年第一次教科书事件发生以来滋生出可怕的复仇心理。例如一些日中小学生看了《支那的怒吼》等反战影片后，不是从反战角度来欣赏和理解，相反在观后感作文中恨恨地写道：“此仇必报！下次要打一场必胜战争！”这种不觉悟国民的大量存在，既是导致今天右翼迅速抬头和小泉、安倍等右倾保守政权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也为日加速向战前回归，即军国主义复活提供了社会土壤。

    那么，日1982年教科书事件是怎么回事呢？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对日本侵华历史进行了全面篡改：将“侵略”华北，改为“进入”华北，将南京大屠杀的起因，说成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引起日军激愤”，将“三光政策”的实施，归咎于中国抗日运动的展开“迫使日本军队保证治安”。

    1990年，时任众议院议员石原慎太郎宣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谎言”，2000年，时任众议院议员高市早苗称：“现在的政府没有资格对昔日的战争定罪”“也没有必要由国家来道歉”“首相和大臣要对英灵表示感谢，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等，一派“战争有理”、“侵略有功”、“反省有害”论调。

    面对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战争翻案狂潮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强军修宪”行径。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指出：“我们为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辞，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我们一定要牢记和珍惜这个用民族重大牺牲而换来的历史性伟大胜利。我们一定要牢记国耻，不忘国殇，缅怀国魂，提升国威，以此来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为中华的崛起，经济的腾飞，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河津市志办副主任 高创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