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津从事铁路运输事业的先驱薛仁龄

薛仁龄先生（1912年10月17日——1981年4月17日），小名仁义，字静轩，河津县南午芹村（现河津市忠信村）人，专科文化程度，河津最早从事铁路运输事业的先驱。民国末年曾在铁路运输战线任车长、站长、铁路运输段段长等职，解放后是新中国第一代铁路战线职工，并担任车站客货运主任、工会文教宣传委员等职，为山西的铁路运输事业和培训职业新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少年励志

    薛仁龄先生幼年聪明好学，深得父亲的喜爱。

    他的父亲薛啟帧上过私塾，在村里是个文化人。他重文好义，注重门风家教，很希望后代有出息。

    他家老宅门楼砖雕牌匾上有三个大字：“辑五瑞”（五瑞指五种祥瑞之物，通常指黄龙、白鹿、木连理、嘉禾、甘露），院里北房木牌匾是“居仁”，南房木牌匾是“由义”。这些文字，明确地传
递了老一辈家教的信息。





    “居仁由义”源于孟子的思想，即“仁之至义之尽”。居仁是“内心存仁”，由义是“行事循义”。它是为人处事的标准，是教化子孙在处事方面应遵循的道德品质修养和行为规范。

    小时候，薛仁龄的父亲严格用这样的思想教育儿女，并特意为其取名“仁义”，充分体现了老人家的思想和心愿。

    薛仁龄于1920年入学，16岁时已经是一米八零的个子了。他特别敬重唐代名将薛仁贵、南宋词人辛弃疾（号稼轩）、明代大儒薛瑄（号敬轩），就为自己取大名仁龄，字静轩。

    他性格坚毅，酷爱文艺活动。正月闹社火时，他打腰鼓，踩高跷，唱小曲，平时经常和青年朋友锻炼身体。

有一次，父亲责问他：“你也不小了，整天打打闹闹，成何体统？”

    他不慌不忙，朗声背诵一段古文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国之民，皆有保卫国家之务。然使此身柔弱，则虽欲为国效劳而力不足以继之。唯于体育之法加意讲求，务使柔弱之身变为壮
健，然后冒寒暑以不辞，历山川而不惮，如刘琨之枕戈待旦，班超之投笔从戎，方足为奇男子也。”

    父亲见他把《爱国必先爱身说》里的一段话讲得头头是道，出言不俗，心中自然喜欢。

    1931年7月，18岁的薛仁龄考入太原云山高中。

    那时交通不便，经济也不富裕，从家乡到太原遥遥千里。他和几个同学不雇车夫，自己骑着自行车，昼行夜宿，一连三四天长途跋涉，既节省了花费，也锻炼了意志。

    二、青年有为

    薛仁龄的学生时代恰逢中国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波澜壮阔之时。这些大的时代背景，在他幼年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为他一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高中期间，他刻苦用功，品学兼优，并结识了一批爱国青年。如后来七十年代曾任山西省委组织部部长的胡晓琴；在国家七机部担任重要职务的稷山人宁秉一等，都是他当年的老同学。这
些老同学毕业后，有的去了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有的赞成“实业报国”，凭专业技术报效国家。薛仁龄专业优秀，选择了后者的道路。

    “9.18”事变，日寇占领东三省后，薛仁龄和学校的热血青年积极参加学潮，他们走上街头游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情。

    1933年7月，高中毕业后的薛仁龄考入太原农业专科学校。由于家庭经费不足，半年后辍学。

    当时正值山西同蒲铁路修成通车，铁路交通部门急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薛仁龄毅然选择了铁路交通运输事业。

    从1934年1月起，他先在同蒲铁路训练所学习半年，6月到平遥火车站实习。1935年1月，他被调往太原车务段担任运转车守。1935年12月，被提拔为太原车务段旅客车队长。1937年1月，
他又被提升为阳明堡车站站长。

    三、弃职抗日

    正当薛仁龄的事业蒸蒸日上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卢沟桥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腐败的国民党政府采取消极抵抗政策，节节败退。阳明堡、太原等车站相继陷入日寇手中。刚强、正直并具有强烈民族精神的薛仁龄坚决不为日本鬼子干
事，遂于1938年3月弃职回乡。

    不久，家乡河津也遭日军侵占。日本鬼子经常到村里骚扰和搜查，参加过工作的人员和知识分子成为日寇搜查的主要对象。一经查获，不是被怀疑为抗日分子受到严刑拷打，就是强行拉走
为鬼子干事。

    有一次，日本鬼子到村里搜查，薛仁龄得到消息，情急之下从北房阁楼鸿门口跳出，躲藏到北房与东房穿插的房顶屋檐下，一直等到日本鬼子走后才出来。

    家乡不是久留之地，只有西渡黄河才是出路。1941年3月，薛仁龄单身跨河到陕西韩城、蒲城、大荔等地找熟人帮忙，零星地从事一些驿运、税务等临时性工作借以糊口。一直到日寇投降
后的1945年12月，他才回到故乡。

    四、事业巅峰

    1946年3月，薛仁龄复职铁路工作。

    由于他学历较高，工作有经验，又有抗战前的资历，更重要的是他为人正直，在抗战期间觉悟高，很快被提升为晋南运城铁路运输段段长。

    铁路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它在近代交通运输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运城铁路运输段段长，肩负着晋南交通大动脉客运、货运的重大责任，肩负着国民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保障，这个岗位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荣耀！这无疑是他事业的巅峰。

    在这个重要岗位上，他本想发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为国家的铁路事业多做点贡献，但是，随着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开始了。在几年的战乱年代中，尽管
他始终尽职尽责，本本分分为搞好铁路运输工作努力，但改朝换代、人事更替是必然的。

    1947年12月，运城解放后，他从段长的职位上退下来。

    五、全能师傅

    面对工作的大变动，他没有灰心泄气，并积极要求重新参加工作，愿意在新的岗位上继续为铁路事业奋斗终身。

    太原铁路局通过考察，认为他历史清白，老成厚道，技术精湛。1949年10月，他被分配到北同蒲高村火车站。在这个车站上，他既当售票员，又当客货运主任，还兼职区工会宣传委员、业
余夜校教务主任等，真正发挥了一个老职业干部的全部技能。

    1953年，薛仁龄带领车站职工组织排练了花鼓秧歌，载歌载舞欢庆胜利。尽管当时条件较差，但在他的带领下，车站职工的情绪极为高涨，有力地促进了大家对新中国、新生活、新工作的
热爱。

解放初期，人才青黄不接，培训新工人是个大事情。薛仁龄文化程度高，又受过专业培训，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铁路运输方面不可多得的人才。

    为车站候车室书写列车时刻表大幅广告牌和各种宣传标语是他的强项，为此他经常废寝忘食。

    为了以老带新，凡进站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要先在他手下当学徒。经过半年至一年的传帮带，陆续分配到各个岗位。

    除了带学徒，他还亲自在职工业余文化夜校代课，提高大家的文化程度。他不顾一天工作的劳累，每晚给大家认真上文化课直至深夜。每次上课，他那工整漂亮的板书，精辟详尽的讲解和
阐述，严谨认真的教风，都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大家见面都亲切地称他为“薛师傅”。不少徒弟工作调走或升迁后，经常给他写信报喜，或怀念他们之间的情谊！

    1957年5月，因工作需要，他调动到忻口火车站，仍然兼职宣传、教育，废寝忘食地为新中国的铁路事业日夜忙碌。

    由于他的勤奋工作，多次获太原铁路局先进工作者奖和模范宣传员奖。

    在他的精心培养下，一代新中国的铁路工人遍布同蒲线。

    六、农建标兵

    1962年12月，50岁的薛仁龄响应党“大办农业”的号召申请退职回乡。

    他是个刚强的人，干活实在，不怕吃苦，虽然年过半百，自小没受过苦，但从不服老，担土标粪（把大堆的干粪用条筐担到地里，均匀地分布到庄稼地里，村里人称为标粪），100多斤的担
子，挑起就走。虽然背压得有点驼，但头仰得很高，步伐迈得很大。生产队里的农活，犁、耧、耙、耱，没有一样是他干不了的；一些技术活，如棉田打药、小麦拌种等，大队也请他去干。

    夏季割麦天，是生产队“龙口夺食”的时候。因为社员的地都在一起，要避免风雨，在很快的时间收割碾打完很不容易，所以每天的活安排得很紧张。

    他干活肯卖力气，重活、累活总是抢着干。割麦时领头的人要“开行子”，手要快，茬要低，不是农活“把式”干不了。他不服气，常常与小伙子争着干。

    密不通风的麦行里，酷热难当，麦穗甩到人身上，又扎又痒。头上是毒花花的太阳，脚下是锋利的麦茬。薛仁龄的脸上淌着汗，头不抬，手不停，一气割到地头。回身看到儿子还在拼命赶
速度，又伏下身帮孩子割起来。

    麦子收割碾打完后要积麦垛，这本来是小伙子干的活，劳动强度大，人要欢快。他不服老，偏要干这活。只见他手举一把钢“三杈”，向一大堆麦草一刺，后手一压杈把，前手一抬，一个小
山头似的麦草堆就被他挑起来。他略一喘气，就用三杈举着这小山似的麦草堆向麦积跑去，一出手，这“小山”便飞到那大麦草剁上，赢得大伙一阵喝彩。

    那年月，生产队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激励不起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有些人出勤不出力，干活磨洋工。薛仁龄心眼实，不怕吃苦，脏活重活挺身而出。虽然一天下来累得够呛，但硬是挺着，再
苦再累也不让人说闲话。作为一个学生出身、自小没受过重苦、半辈子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老干部，回乡务农以来，在老百姓和村干部中赢得了啧啧称赞。每月工分评定总是十成（最高
工分），还得过几次“农田基本建设标兵”和“模范社员”的奖状，为村民啧啧称道！

    七、魂归故里

    八十年代初，在党的富民政策下，责任田开始下放，农民的积极性初步被调动起来。薛仁龄和许多乡亲一样，心情喜悦地投入到繁忙的农业生产中。他要以自己的努力改变农民贫穷落后的
面貌，他要以辛勤的劳动换取丰硕的成果。然而，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981年农历４月11日，薛仁龄天不明就起床，带着他的大孩子一起到麦地里套种玉米。起床后他就觉得有点头痛，歇了会儿觉得不要紧，就与大孩子一起到地里。套种了一会儿，他感到头
重脚轻，加上一手抓玉米籽，一手抓锨把，一只脚立地，一只脚踩在锨上，立脚不稳，突然跌倒在地上。

    大孩子见状，赶过来搀扶，他挣扎着想立起来，但这时已形成脑溢血，身不由己，无力起来。大孩子抱着父亲，急得大喊。有人跑到家中叫来几个人，手忙脚乱地把他抬回家去。

    经僧楼卫生院的王大夫诊断，初步确定是脑溢血。

    当时的乡镇卫生院，医疗水平和条件都很差。输液打针几日，薛仁龄不见好转，只是昏睡。

    头两天亲戚来看望，他还能勉强半睁开迷茫的眼睛，虽然说话很艰难，却还认得人；后两天闭着眼睛，只是喃喃地说：“我心里火！……”别人跟他说话，他似乎听不见，不能回答。

1981年农历4月17日上午11时左右，也就是他病倒后的第七日早上，薛仁龄与世长辞，终年69岁。

    薛仁龄逝世后，村民无不感念，亲朋好友无不伤心。大队专门开了追悼会，原支部书记薛同胜致了悼词，对他的一生做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

    薛仁龄生于乱世，饱受战乱之苦，几易沧桑，工作漂泊不定；他一生正直刚强，坦坦诚诚做事，堂堂正正做人，为国家，为人民，为家庭，尽到了应尽的义务。

    薛仁龄对子女的前途关心备至，即使在当时十分困难的年代，勒紧裤带也要让孩子们求学上进。他的三个孩子，后来分别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或干部，有学历、有职称、有职务、有贡献！

    薛仁龄先生留给世人无限的追思和怀念，留给自己的是深深的遗憾——他苦苦追求、多年期盼的繁荣盛世和幸福生活就要实现了，但他竟无缘亲眼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