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耿国的兴亡与“一都四国”的终结_河津文史

（一）耿国为什么比其四周的侯国灭亡迟？

春秋中期，在东周的12个大诸侯国中，晋国既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图谋霸主的强国。从晋武公后期到晋献公十三年（约前664年），晋国先后兼并了“耿国”四周的10多个小国。其中耿北，有相邻的冀国和今乡宁县南的鄂国；耿西，有与耿国相邻的韩国；耿东北有今闻喜县东北的董国；耿南有今临猗县南的郇国。由此可见，距耿国远的，近的10多个小国，都先后被晋国吞并。故《晋国史》云：到公元前664年，从今洪洞县向南到今临猗县一带，晋国的版图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就是在“此地域内，尚有零星小国存在。如在今河津东南的方国耿还存在。”为什么与耿远近的侯国都被晋国吞并，而耿国尚存呢？笔者分析可能有这样几条原因：

第一，耿国人文底蕴厚重。古耿真正立国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前2068年左右，到公元前661年亡国，有1400多年的历史。像古耿这样的小国，能亡于其他小国之后，自有其历史、文化等深厚的独特原因。

第二，物阜民安。耿国水丰土沃，地土平坦，灌溉便利，旱涝保收，国强民富。

第三，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耿之南有一条古道，后称盐道；耿北的汾水，可以“泛舟”，上可达汾水中游，下可到黄河两岸的韩、郇、虞、魏、秦等国；耿又处于尧、舜、夏京畿之地，享有“甸服”之尊。一直到西周和春秋中期，耿国都处于黄河中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地带。

第四，与邻为善。耿与四邻和睦相处。董波与师扬元著文云：商都“相地被淹毁，祖乙贤臣巫贤子说：（臣）闻西河有耿地……非诸候兵家瓜分之地。”于是，祖乙元年己巳圯耿。

第五，共王奖赏。山王村出土的西周共王赏赐给辅助耿王治国有功的中大师三件青铜器说明，耿王治国有方，国泰民安。

这几条，可能是耿国最晚亡于其四周各候国的主要原因。

（二）古耿亡国的原因和时间

据《国语·晋语》云：公元前672年晋大夫郭偃对献公说：“今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也小。”献公接受郭偃建议，决心继承其父武公遗志，兼并其他侯国，实现大国霸主之梦。但晋国当时国内动乱。于是本着“拓疆必先安内”的原则，首先铲除国内公族势力。到公元前668年，献公经六年的斗争，消灭了公族势力，政权得到巩固。同时，大力发展生产，扩充军力，由一军扩为二军。

自古弱肉强食不言理。耿国虽然国泰民安，与邻为善，但毕竟是一个小国，弱国，绝对抵挡不住国大军强，决心要做霸主的晋国军事实力。公元前661年建辰季春，献公两军，由自己率领上军，太子申生率领下军。赵夙为献公驾御战车，毕万作为右车。浩浩荡荡，气势昂扬地出兵。首战灭掉了耿国，尔后又灭掉了霍、魏二国，把耿地赐给赵夙（详见《左传·闵公元年》）。

（三）耿国灭亡与“一都四国”的终结

王锡义主席策划出一本书，以全面系统的总结河津人文历史。在2007年春市政协召开的研讨会上，我提出古河津有“一都四国”的概念，并就其盛衰兴亡史发了言。王主席说：“一都四国”是对河津古代历史的高度概括，应专篇论述。

所谓“一都”是指商王祖乙：“元年己巳王位，自相迁于耿。二年圮（pi）于耿，自耿迁于庇”（域名，或在今山东聊城西南夷仪）。也有说迁于邢，如清初《历代兴衰演义》云：“子祖乙立，时相都又有河患，乃迁都于耿，复迁于邢”（古国名，初位今邢台，后迁庇）。

据上述《竹书纪年》所云与河津历代县志记载，商王祖乙大约在公元前1525年—前1523年左右，曾徙耿；两年左右因河患又迁于庇。祖乙徙耿虽然只有两年左右时间，但他与尧都（今临汾）、舜都（今永济）、禹都（今安邑），并列为河东四大古都，其历史意义绝不可小觑（qu）（详见《河津文史资料》第24期《河东四大古都之一“商都耿”浅议》）。

所谓“四国”，是指古河津境内的皮氏、冀、韩、耿。他们都是尧舜时期的酋邦国，并在夏朝初始立国。

其中，皮氏国亡于夏朝中叶，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详见《河津文史资料》第20期《皮氏国兴亡史浅议》）；

韩国于晋文侯二十一年，即公元前759年亡国（详见《河津文史资料》第20期《古韩国在河津地望浅考》）；

关于冀国灭亡的时间，《晋国史》曰：“在公元前658年以前”。“以前”为何年？到献公八年（前668年）献公已消灭了“桓庄之族”，君权得以巩固；再加国都绛（今侯马）到今河津八十盘、到龙门又一条古道，距冀很近。

同时，冀有较大实力（春秋初，曾翻山越岭，攻打在今平陆的虞国），对晋国威胁较大。因此，可能在献公十三年冀被晋击溃，《晋国史》称“冀之既病”。这就是说，大约在公元前664年前后冀国灭亡（详见《河津文史资料》第24期《冀国兴亡史与冀亭地望初考》）；

耿国于公元前661年亡国。耿国亡，标志着古河津境内“一都四国”的终结。由市政协策划、组织，由周敬飞先生主编的《人文河津》一书中有一篇《一都四国立新论》，对“一都四国”的提出与其意义，已作了充分的论述和较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