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变了味儿”的办酒和人情往来

在村庄，办酒是村民嵌入村庄社会关联之中，表达互惠性、互助性和公共性等丰富内容的一种实践性活动，其底蕴是村社共同体背后那套共同认同且共享的“庞然大物”——村庄整体的社会文化系统。村民借助办酒与人情往来，强化了村庄围绕生产、生活展开的、自成一体的彼此关联。笔者的老家位于鄂西地区，近年来村庄中的办酒与人情往来的风俗文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异，这引起笔者的关注。

　　一、“人情账”在家庭内部的

　　算计越来越精细化、理性化。

　　当地人情往来最低的已经涨到了一次200元，“低于200元现在都拿不出手了”，关系稍好些都要上300元及以上，亲戚更是达到大几千才行，礼金不仅在以血缘、地缘为关系纽带的亲戚或本村街坊邻居之间流动，较多家庭还会辐射到多少有点来往的其他村庄去“赶人情”。当地一般家庭普遍感受到每年人情往来需要上万元带来的压力，村民心知肚明，要是自己家里好几年没有办过酒，一定会亏损一大笔钱。逐渐地，家庭内部的人情协商也不再完全遵循以往越走越高的路线，而是从“我欠不欠他家的人情”为出发重点考虑还清人情，还清人情或“欠人情”主要依据的是与他家来往的次数、上人情的数目、之后还有没有事情要办酒等综合因素。人情往来走向精细的算计。

　　二、打着“人情”的幌子、

　　借助办酒敛财的趋势凸显。

　　过去当地“大无小事”的办酒会遭到村里在背后议论，村庄社会舆论压力起到了抑制非正常办酒的作用，办酒的理由也并没有太过五花八门。所以，那时候的办酒的确是因为家里有重要的事情才会操办，比如遇到娶媳妇、嫁女儿、生小孩这些家庭事件。但近年来，村庄办酒逐渐多起来，特别是村庄中各家各户为到了一定年龄的父母“办生酒”逐渐流行起来。借助孝敬父母的名义办酒，既能够得个“孝子”的好名声，还能赚回一笔人情钱。

　　回乡的途中与车上同乡人攀谈，有位老乡甚至还告诉笔者这样一个例子：他们村里有户人家办搬家酒，其实房子都没有买就开始办酒席了，来吃酒席的客人想参观下他买的房子，他说“房子都还是毛坯的，不好看”，等酒席办完之后，大家才知道这家办没有房子的搬家酒，是因为购买城镇的房子还差一笔钱，想通过办场酒收一笔人情钱来凑齐房子的首付。现在，村里流行这样一句普遍被大家挂在嘴边的话：办酒就是办人、吃酒就是送钱，至于人到不到现场并无大碍，人没来但可以请人帮忙代送人请钱，或者直接在微信上转钱的也不在少数。

　　三、农村办酒活动的互惠互助和

　　公共社交的社会性功能淡化。

　　办酒免不了要送人情，过去几乎是照着人情礼簿看来了什么东西或多少钱，然后以稍微再加一点进行回礼，这是整个村庄达成的共识，是不假思索、无需精算的人情累加，如果以对方来多少我也就回礼多少，回礼的人会觉得没有面子，下次与对方见面的时候也会感到不好意思。这种人情累加是自然而然的、互惠性的，互动双方共同体验、交换的是以份子钱为媒介传递的“礼物之灵”，人情钱的累加也就转换成情感的累积，也意味着与彼此情谊更进一步的浓厚。但现在，人情成为一种负累。

　　现在办酒在形式上发生变化的是，村里办酒走向市场化的“一条龙”服务，村庄互助性的帮忙被替代。或者就是到县城酒店举办，由酒店包办，普遍的消费档次在600-1000元/桌，这与近年来村庄许多家庭在县城购房定居有关。经常会看到村民专门乘车去县里吃酒的现象，但部分由于交通不便也就请人帮忙带下即可。在县城酒店办酒也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主人家预定了几十桌，但很可能会遇到坐不满的尴尬场面。无论在村里还是在城里办酒，都不可避免地面临饭后“一哄而散”的冷清场景。

　　然而在过去，村里谁家要办酒，左邻右舍的邻居在正席的头一天都会被请过来帮助，因为主家家里桌子、板凳等是不够用的，烧饭做菜也需要村庄社会搭建班子来做，会给他们安排事情做。管事的人给大家分好工以后用纸张贴出来，等大家领取职责的同时也会相应的领取一份主人家表达感谢的物品（一块毛巾、一块香皂、一包烟）。这天其实并没太多的事情可做，但他们一般也不会回到各自的家里，而是吃完饭之后留在主人家继续嗑瓜子、打牌和聊天。等到了正席那天，也正是这帮人为前来的客人做好服务，各邻居以及建立了人情来往的人几乎都会提上鞭炮来吃酒，管事的人看到又来了客人，会提高了嗓门儿对着话筒喊道“来客哒、来客哒，接礼炮的接礼炮呀，茶管儿倒茶的倒茶呀，管烟的要递烟呀”，一派热闹的氛围。

　　打牌是村庄重要的娱乐性活动。原先村庄里办无论是办喜事还是办白事，几乎都能看到赌博、打牌的男女老少集聚在同一张桌子周围，办酒席的主人家还要把这些人招待好，因为他们给主人家撑了场面。打牌似乎也并不太在意输赢多少钱，而且输赢较大的人还以此为谈资，吸引大家的注意力。近年来，村组里办酒席这种打牌的场面在公共场所很少看见，调查发现这也并不是因为政府移风易俗、管理严了，主要原因在于缺少过去那种纯粹情感性的交流沟通。取而代之的是，村庄公共场域看得见的经济分化比较凸显，不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会直接谈论哪家这几年挣了很多钱，哪家买了什么车，在城里买房了没，而对于大多数在外务工、经济收入并不高的农民，明显不太愿意主动与人交流，也就变得更倾向宅在家里。

　　缺少实质性互动的办酒，也进一步促使办酒时间相较以前大大缩减，但原因也包括近年来流水席办酒短平快，其次是受房头观念淡化的影响，以前村庄哪家办酒，都会头一天就请来房头上所有人前来吃饭，正式酒席那天办完之后，还会延续一天，让宗族里的人再来吃饭。现在同宗同族里的人也会选择不来，就只在办酒当天来吃酒席。此外，以前交通不好、车辆也不便，住在远地的远房亲戚朋友来吃酒还可能会留在主家至少要住一晚上，并没有“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那种紧迫感和冷淡的形式化交流。

　　实际上，村庄中办酒以及人情往来风俗的变异，与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现代化和市场化引起的村庄社会各要素加速流动相关。当地是山地地区，过去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员对外输出是比较少的，当平原农村地区普遍已经开始进入大中城市务工及经商的时候，当地大部分人还只是在县域打零工、搞副业，其主要的职业和身份仍是在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也仅限于在“镇/县-乡”空间里往返流动。对比笔者在全国其他各地调研的经验来看，山地地区村庄“务工潮”的始发差不多落后一两代人的积累。

　　山地地区农民大规模进入大中城市务工经商主要始于70后，中部平原地区比较临近大中城市，例如江汉平原地区农村临近武汉，因此这些地区农民规模化进入大中城市务工在60年代出生的人就已经开始了，东部沿海的农村地区，例如像浙东北地区农村，村庄本身就处于高度市场化经济活动圈内，我们会看到在这些村庄里有一大批50年代出生的人进入大中城市“闯市场”。

　　由于县域是文化共同体，共享一套文化习惯和历史传统，在县城居住的人均来自农村，他们与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地农民早期在县域范围内从事的生产活动、文化价值理念、信息交流具有很强的同质性特征，这使得过去局限于“镇/县-乡”间流动的当地村民，较稳固的保留和延续了作为村社共同体的风俗文化。但随着当地交通等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村庄中大部分人流动到城市务工，人流、物流、信息流在村庄变得十分活跃，这也对村庄社会内自行运行的文化体系造成实质性的冲击和瓦解。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从市场交换中习得理性化计算，市场经济迸发出的消费主义力量，刺激农村社会对购房、买车、享受性物质生活的追逐，实用性的价值需求被抛弃，面子等符号性的象征意义被接纳。正如村庄中的一位长者所感叹“现在的人不是以前的人了，变了”。

　　无论是村庄社会还是村庄中的人本身，当前它们面临着被市场化的危机，这无疑会造成作为村社内部的互惠互助性和社会关联性亲密联结的断裂。这种冲击在当前农村地区造成的“全面塌陷”是不可逆的吗，淳朴厚重的乡土文化根底是否具有重建和再造之可能性，还有待更进一步的观察！

陈显林/文   来源：新乡土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