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振宇：“慎终追远”及其现代价值

清明是一个追念先祖、提醒人们“慎终追远”的节日。养亲、敬亲、谏亲和慎终追远，构成了儒家孝道的基本内涵。朱熹认为孝是发用，仁是本体，孝是仁本在父子伦理上的自然显现。曾子是孔子孝道的传承者。根据《史记》《汉书》记载，《孝经》即由孔子讲授、曾子及其弟子撰而成书。“慎终追远”就出自曾子之口。“慎终”是指按照丧礼慎重办理父母丧事；“追远”指春秋祭祀，以示怀念追思祖先。“慎终”与“追远”，是孝道社会化仪式的两大原则。

“慎终”贵在有真情

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曾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孟子·滕文公上》）这两段话观点一致，文字也雷同。不仅要以礼“事生”，也要以礼“事死”。让活着的人，活得要有尊严；当一个人告别人世，这种告别仪式也必须有庄重感。“事之以礼”是对生者的尊重，“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是对逝者的尊重。《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一则故事：一位男子的父亲去世，此人将其父亲尸体扔在山沟里。有一天此人路过山沟，发现狐狸在啃食其父的尸体，苍蝇蚊虫不停地叮咬尸体。这位男子顿时额头直冒冷汗，眼睛不敢正视。他之所以“睨而不视”，不是表演给别人看，而是内心愧疚、悔恨之情的自发体现。于是马上掩埋尸体，按照丧葬之礼举行入葬仪式，心才有所安宁。

孔子虽然非常重视丧祭之礼，但他重视的是在这种礼仪中子女所滋生的内在的自然亲情，而不是片面追求丧葬之礼外在的周密与繁缛。“丧致乎哀而止。”“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论语·子张》）每个人在家庭与社会中的身份不断变换，每一种身份都有其相应的社会责任、行为规范和言行禁忌，人的真情实感总是隐匿于各种厚重的社会角色的“盔甲”背后。往往在至亲亡故之时，一个人的真实情感才会淋漓尽致地袒露在众人面前。“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论语·子张》）因此，在丧祭之礼中，孔子强调的是内在自然的悲痛之情、哀思之心。颜回去世时，七十一岁的孔子哭得全身抽搐。学生劝他不要这么伤心，他说：“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样的人伤心呢？”“哀”与“敬”二字代表着儒家孝道在丧祭之礼上的观点。由此而来，只要是发自内在的真情实意，有一些略显过激的言行也是可以理解的。曾子父亲去世，曾子伤心欲绝，“水浆不入口者七日”。孔子曾经称赞一位太子的守孝行为：“君薨，听于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滕文公上》）太子为国君守丧三年，把全部政务交由冢宰处理，自己每天以稀饭充饥，面色深黑，形销骨立，天天在灵前哭泣，朝廷guan员莫不被太子的哀痛之情感动。孔子虽然强调哀与敬，但是，对社会上流行的“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极端自虐自残的风气多有批评。孔子认为，子女在守丧期间身上长了脓疮就应该去洗澡，头顶长了疖子就应该去治疗，身体极度虚弱就应该吃点补品调养身体。“毁瘠为病，君子弗为也。”（《礼记·杂记》）自虐自残甚至丧失性命，恰恰是不懂“全体贵生”的不孝之举。

“追远”贵在培育感恩之心

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说：“无违。”“无违”是指“无违礼节”。孔子之所以非常重视丧祭之礼，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间渗透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孝道精神，更重要的是可以起到“教民追孝”的道德教化作用。“修宗庙，敬祀事，教民追孝也。”（《礼记·坊记》）郭店楚简《六德》也有与孔子思想相吻合的材料：“父子不亲，君臣无义，是故先王之教民也，始于孝悌。”（刘钊《郭店楚简校释》）

弟子宰予向孔子请教：“子女为何要为父母守孝三年？”他觉得为父母守孝三年的期限太长了！君子三年不习礼仪，礼仪就会荒废；三年不练习音乐，音乐就会失传。因此想将“三年之丧”缩短为一年。孔子批评他说：“父母死了不到三年，你就想穿新衣服，吃大鱼大肉，你这样做能心安吗？儿女降生三年后才能脱离父母亲的怀抱。替父母守孝三年是天下的通礼。难道你从小就没有得到父母的慈爱吗？”师生之间的这一场讨论，表面上是在讨论古礼“三年之丧”，实际上涉及感恩这一道德意识与道德情感如何培植的问题。在孔子看来，“三年之丧”彰显的不仅是对父母的孝敬之情，而且也是验证一个人感恩意识是否已牢固确立的标杆。在伦理学与心理学意义上，“感恩”是一种人与动物皆有的初始道德意识。感恩与忠诚、公正等是支配人实现道德行为的思想基础。因此，孔子对宰予的批评，表面上是埋怨他不知礼仪，实际上是批评宰予感恩之情还没有真正树立。感恩事关灵魂的健康。一个人心智是否成熟，感恩意识的培植是一项重要的内容。王阳明时常以孝行论证“知行合一”。弟子徐爱问阳明：人在知识上“知得父当孝，兄当弟”，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不能孝，不能弟”，这样知与行如何能合一？王阳明说：“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王阳明以《大学》“好好色”为例加以说明：“见好色”属于知，“见”不是中性之见，而是良知之见。不是先“见”了，然后再立一个“心”来“好色”，而是“见”与“心”同时呈现，不分先后。“好好色”属于行，行既指外在行为，又包括心理意识活动。我们夸奖某人是孝子，不是指某人懂得“昏定晨省”的道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诚心诚意地践行了孝德。孝并非存在于父母“身上”，而是存在于子女“心上”。舞台上的演员表演“温凊奉养”“昏定晨省”之类孝顺父母的节目催人泪下，时常赢得观众一片喝彩声。但是，王阳明认为这仅仅是舞台上的表演，演员所表演的孝爱属于“无根”之爱。以感恩之心作为孝行的“头脑”，才是知行合一的孝。缘此，王阳明非常重视对子女与弟子感恩之心的培育。他指出感恩之心的培植必须从儿童教育开始。儿童的特点是“乐嬉游而惮拘检”，启蒙教育应该像春风化雨一般，由浅入深滋润孩子心田。“诱之以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传习录》）从孔子到王阳明，历代大儒之所以重视感恩之心，原因在于感恩之心的树立是成就自我、实现自我的道德基础，王阳明称之为“凡做人，在心地”（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

儒家“慎终追远”思想具有深远的现代价值。概而论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关爱生命，尊重父母。“仁者爱人”，让每一位健在的人活得有尊严，而不是苟且偷生；让每一位逝者离开人世时，告别仪式充满温情与友爱。对逝者的怜悯，是对生命的尊重。其二，“慎终追远”透显出浓郁的感恩之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自古以来，中华文化非常重视感恩之心，几乎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要祭天地、祭先祖，在祭祀仪式中表达真诚的感恩之情。现代社会出现一些“啃老族”“巨婴”等不良现象，与感恩教育的缺失有一定的关系。“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从文化中国汲取营养，是建构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曾振宇 /文（《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