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凌英：不能抹杀毛泽东时代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成就，就会被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的敌对势力，虚无新中国历史的借口，这在过去的斗争中已经屡见不鲜。

　　在党的102岁生日的日子里，读了铁穆臻同志的文章：《毛主席时代的伟大成就——详细真实的数据还原》感到意义重大。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2021年11月8日）中指出：

　　“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过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在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关头，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建党以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结论，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增强了全党团结，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条件，有力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发展。”

　　面对国民党的八百万军队和他们的全副美式装备，我们一百万只有三八大盖的人民解放军，只用了三年时间就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解放了全中国，建立了新中国。

　　这一切雄辩地证明了：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达到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是多么重要。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我们党就有无穷的力量，可以无往而不胜。

　　1976年毛主席离开了我们。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评价，至今已经42年。由于1981年离1976年时间较短，才五年。许多矛盾与本质还不可能充分地暴露出来被人们所认识。

　　铁穆臻同志的文章，使我回忆起了毛泽东时代的30年。

　　毛泽东时代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理论的原则，来彻底地改造旧世界。

　　这个原理的第一条就是：只要是阶级社会，阶级斗争必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个原理的第二条就是：劳动创造世界。从古到今，世界上一切人类需要的物质，都是劳动创造的。人类社会只要离开了生产劳动，一天也维持不下去。

　　第三条原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全国劳动人民浴血奋斗，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回来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国家土地上的一切资源和生产资料都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任何个人都无权处置这些生产资料，他们只能用于生产劳动，创造人民集体的财富。

　　毛泽东时代的30年，我们就是这样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些科学原则，完全依靠全国劳动人民的双手，白手起家、从无到有、辛勤劳动进行艰苦的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的。

　　也许是因为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的革命队伍，实行的一律是“供给制”。衣、食、住、行都是集体的统一安排。个人拿到的，只是一点零花的津贴。劳动创造世界，有了劳动的双手，就有了一切。“钱”在我们的头脑中，占的地位似乎很小，并没有多重要。

　　全国解放之后，由于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人人都有劳动的岗位。

　　所有全民所有制体制内的人民（包括国企工人、解放军、国家各级干部、事业、文化单位工作人员、所有各级学校的老师、学生。）都是住房国家分配；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公费医疗；加之社会主义的免费、低费完美配套、体制健全的计划教育制度，是面向全国所有人民的，国家根据各部门的需要计划招生，国家负责计划分配，一切都是有计划衔接好的。

　　集体所有制，由于生产和收入情况不同，略有差别。但原则是一样的：集体对自己成员的一切，也都要负责到底。

　　在这样的制度面前，“钱”对于每一个劳动者在生活中的作用，已经大大减弱，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多少分量了。那时苏联有一个电影（名字忘了），是写一个卡车司机行进在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在一个坑里，发现了一瓶金币（像热水瓶那样大的一个瓶子），他就拿去上交，跑了很多单位，都没有人收。最后他只好把这个瓶子埋回原处。我们当时看了这个电影，觉得在中国，也是同样的，不会有人要。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社会已经给了人们新的观念。私有制的改革，又把人的思想改回到旧的观念去了。

　　看了铁穆臻同志文中写的：“我们当时在攒钱，给现代国防设备的建立攒钱、给独立完整的现代重工业体系建立攒钱、给建立必要的大量的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等基础设施攒钱，尤其是给“两弹一星一潜艇”攒钱，我们这样攒钱打基础。”

　　一篇文章中整整写了10个“攒钱” ！这使我感到：不可避免地显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与产生的局限性。

　　其实，我们在毛泽东时代，完全是靠全国人民的劳动在建设自己的国家、积累物资。不允许卖掉一分一厘国家资源来换取资金。“钱”在毛泽东时代，不是人们追求的东西。大家都能看到：钱——货币，只是“物质”的价值形式而已，“物质”才是它真正的内容。而我们正在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改天换地的创造着它。它是无法完全用价值形式来计量的。

　　铁穆臻同志还在文章中，详细地介绍了1952年到1965年即前32年，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公路、铁路、水利方面建设的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都是在《决议》中被一笔带过的。

　　《决议》认为：

　　“新中国建立的时间不长，取得的成就只是初步的。”“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

　　我们认为这对毛泽东时代的根本性的历史进步，不敢正视；对于新时代产生的新思想对劳动者武装的自信与鼓舞所产生的巨大的劳动积极性，视而不见；对社会主义的消极面，估计得过于严重；而对毛泽东时代30年的伟大成就，严重估计不足。

　　改革开放的初期，还有人提倡过学习资本主义所谓科学管理的泰罗制。拿着秒表，计算着工人的劳动定额。而我们社会主义的工人，创造性的劳动，其实早就把甩在了脑后。

　　再看铁穆臻同志在文中列出的1966年到1976年的多少个“第一”，其中的哪一个“第一”不是解放了的工人、管理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在毛泽东提倡的三结合的科学管理形式下创造出来的奇迹啊！

　　文章告诉我们：1966-1976年，我国科技辉煌发展，丝毫没有“拉大和其他国家差距”，科技水平反而赶超了大量国家。

　　从文章的事实中，我们可以自豪的看到：

　　1966年我们有五项“第一次”；核武器导弹首次发射成功，就是在1966年的十月。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当年就有九项“第一次”；

　　1968年：中国第一艘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轮通过验收。10月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建成通车。12月中国第一台深井石油钻机制造和试钻成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当年共有十四项“第一次”；

　　特别是1969年是建国20年大庆之年，全国人民向党献礼。全年居然涌现出了四十一项科技革新的“第一次”；

　　1970年有十九项“第一次”；

　　1971年，受林彪事件影响，也还有五项“第一次”；

　　1972年有九次“第一次”；

　　1973年，8月中国第一台每秒钟运算百万次的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当年共有12项新技术问世。

　　1974——1976三年共有五十六项“第一”。

　　总之，从1966年——1976年的十年中。我国共有170项科学和技术创新的第一次突破。这一切成就充分显示了：“抓革命，促生产” 革命与生产辩证理论的科学威力！

　　这是在“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经济条件下创造的。对比现在各级的土地财政和地方债务，真可谓是奇迹！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地估计我们的成就，就会被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的敌对势力，虚无新中国历史的借口，这在过去的斗争中已经屡见不鲜。为了达到全党统一的认识，达到全党的团结。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追求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顾凌英/文   2023-07-05   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