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山陕会馆中的关帝文化

襄阳山陕会馆 （资料图）

刘文生 张亚婷/文

从关帝庙到山陕会馆

位于樊城一桥头的山陕会馆，由山西、陕西两省商人建。刚建时称关帝庙。

襄阳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成员、《襄阳会馆》作者之一李秀桦介绍，山陕会馆现存有从修建以来的17通碑刻，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山陕会馆由关帝庙——山陕庙——山陕会馆的发展历程。

山陕会馆名称为何这样演变？这要从关羽的出生地说起。关羽出生于山西，宋、元时期，关公被誉为真君、武圣。到了明、清两代，关公被称为“忠义神武大帝”“协天大帝”。关公庙也升格为武庙，与孔子的文庙并列。

最早把关公作为财神来崇拜的就是山西商人。明清时期，凡是晋商足迹所在，必在会馆内建关帝庙。他们借关公被明清皇帝封为“帝圣”的条件，在建筑上“突破规制”，这样既显示了经济实力，又塑造了形象。

山陕会馆正是如此。襄阳民间流传的“山陕会馆金銮宝殿，武昌会馆三宫六院”的美誉足以说明当年山陕会馆的华丽与气势。

山陕会馆于康熙三十九年始建，康熙四十四年竣工；康熙五十二年增建拜殿、正殿及戏楼，扩建山门、增建门面，并重塑关帝圣像，改称“山陕庙”；又兴建了祭祀天、地、水的三官庙；嘉庆六年重修了山门及戏楼；以后增建花园、荷花池及僧房，山陕会馆逐渐扩大，建筑总面积达数千平方米。1949年后用为原市第二中学校舍。2000年襄阳市文物部门对前殿、后殿及钟楼、鼓楼进行了维修。山陕会馆于2002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山陕会馆现存有琉璃八字影壁、戏楼、钟鼓楼、前殿、后殿等单体建筑。虽然会馆现存建筑仅为原貌的十之一二，却不失画栋雕梁、金碧辉煌之气派。李秀桦介绍，山陕会馆装饰最大特色是琉璃材料的大量运用。琉璃瓦在古代只有皇家建筑才能使用，因为作为供奉关帝的庙宇，建筑规格较高，而山西又是琉璃的故乡，得地主之利，其建筑构件应该是从山西长途运输而来。

作为一个市镇的标志性建筑，商人们会不惜耗费巨资打造会馆，以彰显商人形象和实力。李秀桦介绍，山陕商人经营范围甚广，特别以食盐、茶叶、典当、金融等为主。著名的“万里茶道”就是山陕两省商人丈量出来的，故有“秦晋盐茶”之说。

在对关公的信仰中，山西商人也确立了自己的晋商文化。

一路都有关帝庙

在先秦时代，晋南就有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但晋商的兴起是在明朝。明朝建立后，为了防范北方的入侵，从东北直至西北一线，设立了九边重镇。这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加之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明初的山西大同、宣府为重镇，于是山西商人以“极临边境”的优势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

明人章懋说：“圣祖以边城险远，兵饷不足，而粮运劳费，乃命商人输粟边仓……商人喜得厚利，乐输边饷。”

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商人，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

晋商兴起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精神——敢闯敢干、善抓机遇、重义诚信、抱团发展。

明代沈思孝在《晋录》里的描述，广为研究者所征引：“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当时就有“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等俗语。可见，万里茶道的开辟，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

万里茶道路途遥远，而且危险极多，比如迷路、风暴、狼群袭击、土匪抢掠，都可能导致人货两空。但是，晋商硬是闯出了一条连通亚欧的茶叶贸易之路，将中国的茶叶销往欧洲。

在万里茶道上一路都有关帝庙，山陕会馆中祭拜的也是关公，晋商视关公为精神支柱和保护神。在晋商的《行商遗要》中开篇就是“为商贾把天理常存心上，不瞒老不欺幼义取四方”。正是凭借重义诚信，晋商生意越做越大。

善抓机遇则表现在对市场嗅觉灵敏。晋商对江南茶区的生产、运输、税点和厘金、蒙古高原地区及西伯利亚地区茶叶消费的需求信息等都了如指掌，并且创造出了总柜经济模式、茶票兼营模式、茶产业一条龙内外商协调发展的经营模式、品牌化营销模式、股权激励的管理模式等，在金融和贸易等方面领先和称雄，除了坚守诚信，还善于“无中生有”，发现和创造商机。

茶商文献里的襄阳记忆

在山西省祁县渠家大院晋商文化博物馆中，有一本1917年的民间抄本《行商遗要》。《行商遗要》记载，山西茶商将湖南安化采办的砖茶，用汉江航运的主力船型——楸子船，在襄阳换载艑子船，将茶叶输送至赊旗店。回程时则将北方的货物带回，沿途批销。

山西商人不仅详细记载了航运里程，还记载了沿途的花费、停靠时间，其中就详细记载了襄阳境内的码头、路线，以及饮食、税金等情况。

在《祁（县）至安化水陆路程图底》中的记载，大意如下：

一大早，从唐河出发，经过三天半到达樊城……樊城伙食，每人钱一百六十，酒肉都有……樊城是茶商行例行停靠之地，在稍作休整、增购补给、缴纳厘金后，又顺流向汉口进发。其中还有“在樊城报船厘金，若上水，安陆府报船厘金，每船四五百文，近来不等，看舟大小”等语。

晋商们还记载：“此处码头事少，船泊龙坑儿（今襄阳市襄州区）……斯地发货之人，更加稳当，宜抄习字意，善阅闲书及五音乐器可要。不然，客帮良莠不分，引入匪类，那时出号，悔之晚矣。是发货之人，切要谨慎。审之，审之。”

当年茶船到了襄阳，很多山西茶商在转运之余也设点零销，同时与附近的商贩做批发生意。清朝中叶以后，这里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茶市。清晚期，茶道逐渐被俄国人垄断。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开始从襄阳转运茶叶。据日本人水野辛吉著《汉口》一书载，自俄商垄断汉口的茶叶市场后，山西茶商分化为直接与外商贸易的“洋庄”和继续往来蒙古高原做生意的“口庄”两类。口庄每年运往蒙古高原的茶叶约8万箱，运往张家口的约4万箱。在樊城换装的茶叶数量最高年份可达30万担以上，最低年份也有10万担左右。

大批茶叶在襄阳换装，运茶后南归的大车和骡马载回北方物产，又成为南来茶船的回程货源，南茶北运和北货南运给襄阳带来商业经济的繁荣。

（《襄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