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小萝卜头”与《大豆谣》

2022年筹备成立运城市延安精神研究会期间，同事推荐康杰中学的退休语文教师罗力立为研究会会员，说她是革命烈士后代，被称为“活着的小萝卜头”。

很小的时候读过宋振苏（小萝卜头的二姐）写的《我的弟弟小萝卜头》（1964年出版），深为书中小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和英勇行为所感伤、所感动。可以说，“小萝卜头”的故事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至今，《我的弟弟小萝卜头》一文还收编在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里。文中讲到她的弟弟宋振中8个月大的时候，随父母（父亲宋绮云，杨虎城将军的秘书；母亲徐林侠。两人都是中共党员、革命烈士）一同被捕入狱，在监狱里被关押8年。由于监狱里的恶劣环境，宋振中严重发育不良，头大身子小，被狱友们疼爱地称为“小萝卜头”。1949年9月6日，8岁的“小萝卜头”与父母和杨虎城将军一同被国民党匪徒残忍杀害，成为我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

知悉我们的会员中有一个被称为“活着的小萝卜头的”革命烈士后代，我们很想立即前去拜访，无奈因为当时的疫情形势，又考虑到罗老师年事已高，恐给她带来不便，拜访之事只得一再延后。

去岁春节过后，人们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元宵节前夕，我便与研究会几位同事一同前往康杰中学家属院里看望和拜访罗老师。我们向她介绍了研究会筹备及召开的情况。罗老师虽已84岁高龄，但思维敏捷，豁达开朗，对研究会的工作很关心，询问了有关事项，表示愿就“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为研究会做些工作，并向我们赠送了两本亲笔签名的著作。一本是她与范圣子合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河在召唤——罗云鹏传》，一本是她自己著的《大豆谣》（读者出版社2022年5月版）。

罗力立老师和《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都是8个月大时随父母一同被捕入狱。不同的是她被国民党关押6年后幸运地活了下来，因此被称为“活着的小萝卜头”。

《大豆谣》一书以一个6岁孩童的视角，回忆记述了“小囚徒”罗力立和父母及众多“大朋友”狱友苦难的监狱生活和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故事。

罗力立的父亲罗云鹏，原名张敬载（张会璇、张西平），1910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一户殷实的家庭。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他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一名学生领袖。1931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南开中学党支部书记。1934年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政治经济系，其间曾相继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组织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罗云鹏按照党的指示于当年8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后被派到陕北公学（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具有统战性质的干部学校）工作。1938年年初，罗云鹏受中央委派到兰州任中共甘肃省工委副书记，为甘肃省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组织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40年中共甘肃省工委遭到破坏后他不幸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多次组织狱友同敌斗争，曾帮助多名同志成功越狱，而自己则于1946年2月22日被国民党杀害，年仅36岁。

罗力立的母亲张英（原名樊桂英），运城安邑人，生于1916年，早在运城女子中学读书时就参加过学潮，1935年进入陕西省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学习，加入了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被党组织送往安吴青训班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于1938年5月被党组织派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当年办事处处长为伍修权，谢觉哉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驻办事处的代表。1938年6月初，组织任命张英为中共甘肃省工委所属的妇女委员会组织委员。因掩护地下工作身份需要，1938年8月，经谢觉哉提议并和夫人王定国牵线，组织决定张英与时任中共甘肃省工委副书记罗云鹏秘密结为伴侣。1939年9月17日，他们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取名罗俐丽，意思为聪明美丽。

1940年6月6日，在国民党大搜捕下，甘肃省工委机关遭到破坏，罗云鹏被捕。次日，张英和8个月大的小俐丽也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由于监狱里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上狱警非人的残酷折磨，幼小的俐丽营养严重缺乏，发育不良，头大身子细，被狱友们疼爱地称为“大头”。

天真烂漫的小俐丽本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和温馨幸福的生长环境，然而从她开始感知世界和认识周围的人，接触的都是阴森森的监牢和面容憔悴、衣衫破烂、伤痕累累的“囚犯”。惨无人道的狱警甚至以小孩不是犯人而不给罗俐丽口粮，是监狱里的叔叔阿姨们每人每天从自己口里省下一点，共同把俐丽养起来的。一次放风时，一位老奶奶送给俐丽两块饼干，而俐丽不知道这是何物，觉得不好玩，扔在了地上，母亲连忙捡起来告诉她这是好吃的“饼干”。小俐丽有生第一次吃到了今天孩子们都已吃厌了的“好吃的”。有一天放风时，俐丽看见院子墙角里有一块像是饼干的东西，捡起来就放进嘴里嚼，一会儿嘴里居然冒出白沫，母亲见状急忙夺下来，原来这是半片肥皂。

在艰难的岁月中，俐丽长到4岁的时候，爸爸开始教她写字。由于繁体的丽字太难写，父亲便将她的名字改成“罗力立”，新名字既简便好写，更多了让她“有力量站立起来的深意”。监狱里，唯有力立是小孩子，可以到处走动。她常从牢房递饭的小窗口里爬进爬出于各监室之间，听叔叔阿姨为她讲故事，跟他们学唱歌、学跳舞、学认字，同时也为狱友传递信息，成了监狱中共产党人之间的秘密联络员。她结识的“大朋友”中，有教她认字的郭仪“郭叔叔”，有和她一块学字的老红军王昌明“王伯伯”，有深深疼爱着她的王德纯“王妈妈”，有对她照顾有加的王芳玉“王姨”，有临刑前把贴身毛衣拆下来为她做成一个圆球玩具的胡润宝“胡叔叔”……其中还有一位长着大胡子的叔叔，他就是有“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王叔叔教她学会了不少歌曲，学会了跳新疆舞。一天放风时，小力立神气地问王洛宾：“叔叔，你说，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当王洛宾答出几样东西后，都被小力立摇头否定了。最后她从口袋里掏出捡到的一粒大豆（蚕豆），十分认真地说：“叔叔，你看，这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听着小力立稚嫩的童音，看着她那干瘦的小手和十分天真的表情，王洛宾抑制不住一阵心酸，满怀悲愤地，在一张小小的烟盒纸上，为小力立谱写了一首《大豆谣》歌曲：

蚕豆秆，低又低，结出的大豆铁身体。力立对囚徒夸大豆，世界上吃的数第一，世界上吃的数第一。

小力立，笑眯眯，妈妈转身泪如雨。街头上叫卖糖板栗，牢房里大豆也稀奇，牢房里大豆也稀奇。

小力立，有志气，妈妈的哭声莫忘记。长大冲出铁大门，全世界大豆属于你，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1946年8月，父亲罗云鹏就义后，国民党查不出力立母亲共产党员的实据，同时加上监狱里人满为患，就把她们母女释放出狱，但她们仍处在监视之中。为避免给当地党组织带来危险，按照丈夫罗云鹏临别时“有机会要回‘家’，带好孩子”的嘱托，力立母亲决计带着力立“回家”到延安去。然而由于时局变化，国民党猖狂发动内战，重兵围剿延安，已经无法前行。辗转两年多，到了1948年8月，母女二人从西安和外婆一起回到了解放区运城安邑老家。解放后，罗力立母亲樊桂英于1950年7月10日被山西省委组织部决定恢复了党籍，并参加了工作，成为妇产科医生和医院的领导。罗力立牢记父亲嘱托，自强自立，刻苦学习，于1961年从学校毕业后回到母校运城康杰中学任教，直到1994年退休。

从教34年中，罗力立老师一直低调行事，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可谓桃李满天下。退休前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身世和坎坷经历，她更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与她曾在一个语文教研组共事多年，后任运城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市委会主委的闫义勇，也是在前些年甘肃来人召开座谈会时，才了解到罗老师及家人为革命作出奉献和牺牲的一些真实情况。在他印象中，罗力立老师“学养深厚，教风朴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热爱教师岗位，热爱学生，平易近人，亦师亦友；人格高尚，心地善良，淡泊名利，豁达大度。在她身上时时处处体现着根植于内心的向上向善、一身正气的修养表征”。

在过去很多年里，罗力立老师和她父亲过去的战友及狱中的难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谢觉哉、伍修权、王洛宾、“赵伯伯”“郭老师”“王阿姨”等及当地政府都对她母亲和她这个烈士后代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怀和照顾。1994年，耄耋之年的王洛宾还专程来到运城看望力立和她母亲，给她带来了一大包蚕豆，并在时隔50年后再一次和她一起唱《大豆谣》。

在甘肃兰州，罗力立和父母亲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1992年她应约为兰州市委党史办撰写了回忆录《冬天里的春天》，被《兰州晚报》等媒体刊载后引起轰动。1998年该文被补充修改扩充成《大豆谣》一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为她题写了书名。2020年，兰州市将《大豆谣》的故事改编成同名儿童剧，该剧入选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优秀展演剧目”。2021年3月20日，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兰州市教育局等单位举办了儿童剧《大豆谣》首演暨兰州市中小学生观演活动。时年82岁的罗力立老师应邀出席了观影活动，并上台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感言。当人们得知她就是《大豆谣》主人公原型时，台上台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不少人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在为期三个月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色题材儿童剧《大豆谣》”观演活动中，兰州市40多所中小学近2万名师生观看了演出。2021年9月1日，兰州市中小学开学首场课堂教育中，全市1600多所学校的46万多名中小学生，同看、同唱《大豆谣》。

2022年5月，《大豆谣》一书修订再版时，著名作家梁晓声审阅了书稿并饱含激情为书作序，称《大豆谣》是一部“实记性的、革命品质的回忆录”，“是所有革命回忆录中很不寻常的一部，独一无二的一部”，“值得一切年龄的人来读，特别值得今天的青少年来读。凡读过的人，必会像我一样，更加明白曾经的中国共产党人是些怎样的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革命为什么必然会成功”。

罗力立——“活着的小萝卜头”故事感人至深！

《大豆谣》——一部传承红色基因、讲述红色故事，进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李新潮   运城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