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诗文的民生主题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科考。年仅21岁的苏东坡随父亲苏洵穿剑阁越秦岭，历时两个多月赶赴京城参加殿试，在388名举人中脱颖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绩荣登进士榜。正当要做官时，老家眉山苏府传来噩耗，母亲程氏病逝。苏东坡遵循古制回眉山为母守孝期间，在《策别训兵旅二》中写到，“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爱民、惠民、敬民的思想此时已深深熔铸在苏轼的思想深处。

守丧期满，苏东坡再次从眉山出发。初入官场的苏东坡先后任福昌县主簿、大理评事、殿中丞等，事业可谓风生水起。当王安石急切峻厉地推行新政时，年轻气盛的苏东坡纵笔写下著名的《上神宗皇帝万言书》，以犀利观点和恳切言辞陈述自己的政治哲学和改革主张，并郑重告诫和劝谕神宗皇帝：君之为君，非由神权所受，而是得自黎民百姓的拥戴。为了实现“视民如视其身”的夙愿，苏东坡写了大量文章和奏书，表达民本思想、阐发民本主张。在屡屡上书无果的情况下，苏东坡以创作诗词来表现百姓疾苦、反映黎民诉求。

“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苏东坡遭到王安石弹劾和宋神宗罢黜，他上书皇帝请调外任于杭州、徐州，以避开朝中不休的争端和俗务琐事，实现扶危济困的抱负。苏东坡携家带眷离开京城，先后赶赴杭州等地任职。自此，苏东坡在地方躬行其在科考策论中所提出的政治理想：“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并在让利百姓、惠泽民众上卓有建树。这期间，他也写下了众多传承后世的炫美篇章。

二

在杭州，苏东坡不仅疏浚运河淤泥、建设输水管道、修筑西湖堤坝，而且写就了《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著名诗篇。在密州，苏东坡在抗旱灭蝗、抓捕盗贼、厉行法度的同时，还创作了《蝶恋花·密州上元》等脍炙人口的垂世佳作；在徐州，苏东坡既抗洪护城、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又书写了《放鹤亭记》《登云龙山》《九日黄楼作》等经久传颂的名篇；在扬州，苏东坡不但重开漕运、废除花会、减免税赋，而且写下了《西江月·平山堂》《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等传世经典。

元丰元年（1078），徐州发生严重干旱，身为太守的苏东坡曾往郊外石潭祈雨。天降甘霖后，他又率官衙人员到城东感谢上苍，途经村野看望乡民时为老翁挥笔“道逢醉叟卧黄昏”，为村姑泼墨“旋抹红妆看使君”。苏轼不辞辛劳、风尘仆仆，连续走访多个村庄，连枣花落在衣服上的“簌簌”之声都听得真真切切。正是因为苏东坡的体察民生，才写出了“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村绿暗晚藏乌”细腻的诗句，描绘出“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逼真情状。

三

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苏东坡被人以文字狱构陷，在死而复生般的脱险后，他被授黄州团练副使，带着家人，冒着漫天风雪，向着偏僻的黄州小城蹒跚而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荒寒凄寂的黄州并未销蚀苏东坡的济世情怀，在读书和禅修之余，苏东坡经常向田野农夫、湖边渔翁、市井商贩咨询请教，甚至亲自攀援峭壁、遍尝百草、采撷中药、治病疗伤。与唐代孤傲的大诗人李白不同，苏东坡虽然也特立独行，但“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园乞儿”，既与诸多贤达儒雅之士频繁交往，又和众多底层百姓一同劳作。黄庭坚、秦观、米芾、王巩、司马光、张方平等患难与共的资深老友前来探望，为苏东坡孤寂的生活注入了温馨；与天真朴实的黄州百姓的亲密接触，更使苏东坡的心情得以宽慰。

黄州给予苏东坡的精神生活是富足的，但提供的物质条件太简陋了。在苏东坡和家人的生计难以维持之时，友人马正卿在黄州城东请得荒地数十亩，供其解决衣食温饱。苏东坡遂援引白居易诗词取名为“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体验“垦辟之劳”。苏东坡一名自此不胫而走，民间至今流传的“东坡帽”“东坡履”“东坡肉”“东坡饼”等，也为苏东坡平添了诸多佳话。黄州四年，是苏东坡人生蜕变的重要节点，他的民本情怀也获得了一次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