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廉吏曹于汴（下）

大明廉吏曹于汴（下）

申新意

葬母兴学

万历二十八年（1600）九月，曹于汴母亲张氏病故，他含泪草成《请假归葬疏》。万历皇帝素知曹于汴廉洁，赐予他五百两银子，助其安家葬母。

曹于汴葬母之日，（今运城市盐湖区）安邑知县王一知、县丞胡琏、主簿刘允升、典史蔡琦等大小官吏及众多乡绅赶来吊唁。曹于汴却深居简出，坚持不收礼、不待客。安葬母亲之后，他用皇上赏赐葬母之银余额，在自家祠堂里创办了一所宏运书院（遗址在今运城中学西校）。

丁忧期间，曹于汴在书院进行讲学，又组织四十多名庠生成立德文社，专授举子业，并耐心评阅文章，训以立身行己、待人接物之道。安邑文风渐起，士风渐端，中乡试者二十余人，选明经者三十余人，被称为一时盛事。

勇斗阉党

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朝廷召曹于汴回京，授吏科都给事中。其时，给事中胡嘉栋揭发宦官陈永寿兄弟奸佞之罪，永寿反讦嘉栋。曹于汴极论永寿罪。之前，官员的章疏人会极门时，由宦官直达御前，宦官总是先偷看了然后进御。曹于汴认为有违祖制，泄露事机，力请禁之。此时，内阁已属魏忠贤，其他各部门官员更有一些无耻之徒，争相拜在魏忠贤门下，认阉人为父，充当干儿义孙，形成了臭名昭著的“阉党”。


而曹于汴对魏忠贤却总是冷眼相看。由于以前魏忠贤曾找曹于汴，替他一个干儿子升官说情，曹于汴搬出太祖皇帝“内臣不得干预朝政，干预者斩”的祖训，严词拒绝。自此，魏忠贤开始对曹于汴实施接二连三的打击报复。曹于汴因功擢升大理寺少卿，魏忠贤却暗中压着大理寺诏委迟迟不发。曹于汴候命岁余而不能就职，只得称病而归。泰昌元年（1620），曹于汴奉诏赴京，任大理寺少卿，迁左佥都御史，又以功升副左都御史。天启三年（1623）七月，魏忠贤又借朝廷肃清东林党之际，网络党羽，联名诬告曹于汴为东林党。曹于汴被贬回乡。

天启七年（1627）八月，天启帝驾崩，其弟朱由检继位，改年号为崇祯。待崇祯理朝时，“国事已不可为”。崇祯求治心切，遂决定召用一批虽已致仕，但却敢于直言进谏、惩恶扬善的老臣还朝。于是，曹于汴被召回京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整顿宪纲。

曹于汴一到职，便极力支持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书，疏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崇祯见时机已到，下令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接着，曹于汴又向崇祯上疏，以“赞导、拥戴、颂美、附谄”为提纲，对魏党进行详查，全力清除奸佞之徒。崇祯降旨，着曹于汴与内阁首辅韩爌、大学士李标、钱龙锡、刑部尚书乔允升等为钦差大臣，主治魏案。曹于汴与诸位察情据证，昼夜审理，共同拟定以魏忠贤、客氏为首犯的逆党案，逆党成员中上有内阁大臣，下有郡县官吏，共二百六十一人，罪分七等，呈与崇祯钦定。

崇祯二年（1629）三月十九日，崇祯将“钦定逆案”颁示天下。首犯魏忠贤自知罪业深重，自缢而亡。崇祯下旨“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另一首犯客氏被发往洗衣局笞死。其余阉党二百六十多人，或处死，或遣戌，或禁锢终身。所谓阉党逆案终于结案。

然而，魏党余孽并未彻底清除。原御史高捷、史范一贯奸险，早已声名狼藉，为清议所摈弃，但吏部尚书王永光（三人皆为漏网魏党）却力荐起用。按明制任用御史必须经过都察院左都御史咨闻皇上方能决定是否任用，曹于汴素来厌恶这两个人，因而压着王永光的奏疏，久不请示崇祯。王永光很是恼火，再疏力争，曹于汴仍不搭理。之后，高、史却以吏部反复疏请受到崇祯起用。二人因此日夜谋划构陷曹于汴。适有中书原抱奇，曾诬劾韩爌坐赃两千，逼得韩爌变卖田产，向亲朋借贷来抵偿。至此受到高、史二人收买，再次疏劾韩爌，曹于汴及户部尚书孙居相、工部左侍郎程启南、太仆寺正卿魏光绪五人“同藉山西，结成‘西党’，营私舞弊，请皇上全部罢黜”。

然而，崇祯却未加理会。

高捷、史范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唆使工部主事陆澄源再次弹劾曹于汴犯有“朋党为奸”等六条罪状。这次崇祯不但未动曹于汴，反而将陆澄源贬谪了。

弹劾风波平息后，曹于汴也在闭门静思。他清楚，自己做事虽清白如水，然亦应常思祸从天降，波自地生。更何况崇祯本是个刚愎自用、疑心很重的君主。再者，身陷不洁官吏的重重包围之中，也难以施展政治抱负。思之再三，曹于汴写出《乞请致仕疏》，告老还乡。

星陨安邑

曹于汴没有私蓄，刚回到故乡时，为了生计，这位已七十五岁高龄的老人竟磨起豆腐，挑担沿街叫卖。后来，他又干起了老本行，以给学生授课为生。

他当时经济上的窘况可以从《归来无所栖》诗中看出：“向若官为家，生计了不植。归来无所栖，南邻聊以即。半间昼延宾，半间夜燕息……”即便如此，曹于汴除了给弟子们授课外，潜心钻研理学，还“考记载于群书，访遗踪于耆老，听评驳于舆论”，精心编撰了《安邑县志》。

崇祯六年（1633）中秋过后，曹于汴因染疟之后复得怔忡之症，每到午夜，心胸惊悸，辄不能寐。焦思愈集则精神愈疲，精神既竭则事物糊涂。崇祯七年（1634）正月十八日，曹于汴情知大限已至，唤家人于身前，交代后事，叮咛家人，丧事必须从简，不得受礼，还想再叮嘱其他善后之事时，已口僵不能言。

正月十九日子时，曹于汴正襟危坐而逝，享年七十七岁。孤灯茕茕，犹然在案。周身之具，床头惟绨袍一件，布被一床而已。据《安邑县志》记载：“是夕，东北有大星陨光之异。”

崇祯得知曹于汴病逝，“十分震悼”。当即下旨追赠他为太子太保，追封其祖父曹司民、父亲曹希舜为左都御史，其长子曹曰良荫袭工部侍郎，抚恤优厚，御赐銮架半副，用于祭祀，并亲撰敕文，特派鸿胪寺少卿到安邑主持祭奠。

《明史》评价曹于汴：“笃志正学，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奖名教，有古大臣风。”

曹于汴逝世后，乡人仰慕其德操，特制“大德望曹”匾额，悬挂在曹家大门上，以昭后人。他的学生们为了纪念他，特将宏运书院改作纪念先生的祠堂，由曹家后人轮值组织“春秋二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因战乱而终止。

曹于汴有三子二女，除长子曹曰良荫袭工部侍郎外，次子曹支良、三子曹言良皆官至太守一级，三人均操守廉洁，所至有声，两个女儿皆是当时名声颇重的节妇孝女，其事迹被录入景梅九先生编修的《安邑县志·烈女传》。其长女玉莲，嫁给庠生景永徽。“十九岁夫故，守节四十一年卒。初，氏以母夫人侯氏病笃，割股和药以进，死而复苏，屡经旌表。”其次女玉秀，嫁给庠生李肇元。“孝谨恬约。顺治六年兵入城，抱子投井死。”

曹于汴一生博览群书，勤于著述，著有《共发编》四卷、《仰节堂集》十四卷、《自渡语》一卷。《共发编》为语录体，记录了他为政、讲学、做人各方面的哲理性言论，是研究其思想的重要史料。《仰节堂集》包括诗歌、序、传、碑铭等，是研究明末政治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

曹于汴去世至今已有近四百年时间了，除《明史》记载曹于汴惟甘淡薄、廉洁为官的事迹外，淮安民间还流传着不少他为民请命、捕盗破案的动人故事。而由蒲剧发端，秦腔、河北梆子、晋剧等剧种均保留的一本《走雪山》（亦名《南天门》《反大同》《广华山》）传统戏，演绎了曹于汴（剧中人物为曹天官，而剧中老仆人曹福形象即曹宁的化身）与专权弄位的魏忠贤展开不屈不挠斗争的故事，至今仍上演于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