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孟华：我是孔乙己

我是孔乙己

□梁孟华

在年华正好的初三时，我有幸邂逅了孔乙己。

那年我16，正青春，年少轻狂，犹如山凹里冒出来的一棵红高粱。

其实，红高粱并不被乡亲们所看好，因为它没有金黄色麦粒的高端奢华和贵气，也没有橙黄玉米的营养丰富和大气。那个时候，条件好的吃小麦白面馍馍；条件差的吃玉米黄金窝头。高粱，一般只用来喂牛喂驴，人们并不多吃，饿急了万不得已，才极为不屑地拿出来，煮碗血红的高粱汤，艰难地吞咽……至今想来，红高粱除了老妈拿来绑笤帚，张艺谋拿来赚票房，剩下的就是小气、草气、酸气和迂腐气。

即便是这样，我还是一棵被“众高粱”所蔑视的高粱，瘦弱干瘪、见风就倒。那时，我混迹在同学中，也算出类拔萃！一头“城春草木深”的乱发上总扣着一顶解放军帽，一张“国破山河在”的脸上总架着一副忧国忧民的眼镜，弱不禁风的身材撑着一身四个兜的蓝色中山装，右上衣兜别着一支廉价钢笔，一双麻杆腿拖着貌似有高贵灵魂的皮囊。时常，用脚一步三晃地丈量着大地，不时冒出一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或吟诵出一声“我身虽瘦必肥天下”的壮句……

从来没有想过，我的落拓外形竟然能与素未谋面的孔乙己先生不谋而合；我生活中的精神气质竟然能与文学大师作品中的虚拟人物惊人相似。

记得初识孔乙己，是在1988年的一堂语文课上。窗外梧桐树上，几只雀儿有的在跳华尔兹，有的叽叽喳喳在谈一场夏天的恋爱；窗内有的男生在给女生悄悄递纸条，有的女生钻在桌子下面偷偷看“琼瑶”，有的肆无忌惮地睡觉打鼾，还有的在窃窃私语。但这一切都没影响到语文老师赵力学先生以极大的热情讲“孔乙己分吃茴香豆”这一情节。他俯下身，弯着腰，左手紧紧拿捏住课本的最下端，右手五指叉开作罩住碟子状，细长的脖子慢慢扭向身体的右前方，用极其夸张的眼神扫视全班同学后，口中扯着晋南调子：“不多了，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然后，直起身子瞟一眼课文，再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老师略显沙哑的芮城普通话拉得格外长，又配上一系列形神兼备的动作，孔乙己被他演绎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顿时，唏嘘声、喝彩声、拍桌子声、脚跺地声、哄堂大笑声穿窗破屋，惊飞了梧桐树上的小鸟……

从此，同学之间，谁有本好看的书籍，好友们便不打招呼地“偷”，明目张胆地“抢”，美其名曰：“窃书不算偷也”“书，非抢不能读也……”放学后，大家趷蹴在寝室的炕上就餐，三五哥们儿拿着筷子扑向一个酸菜不多的罐头瓶时，“瓶主”迅速拿起菜瓶子，捂住瓶口往炕下跑，边跑边嚷：“多乎哉？不多也。”后边的人骂着紧追，留下一串串年少轻狂的放肆笑声。因为孔乙己，我们贫弱苍白的青春面孔多了几分红晕，单调的校园生活多了几分欢乐。

爱上孔乙己，是之后的一次作文课上。老师让写两篇应用文：贺信、寻人启事。别的同学抓耳挠腮、苦思冥想，我却欣喜若狂，想出点风头，要不都对不起四个兜的中山装。我想到了刚学的白毛女，便以贺信的形式，在喜儿和大春的结婚庆典上予以祝贺。寻人启事，想到了孔乙己，借用鲁迅先生对孔乙己的肖像特征描写，我怕套用寻人启事的模板，不费吹灰之力，一篇与众不同的应用文便生成了。没想到，两篇短文被赵老师作为范文张贴、表扬。我沾了孔乙己先生的光，成了一个“之乎者也”的名人，几年后的毕业留言簿上，同学们仍然对此津津乐道。

成为孔乙己，那是我走入社会讨生活以后。记得小时候，爸妈经常对我说，“你若不好好学习，将来会吆牛后半截子，挥镢修地”。于此，我很不服气，我认为我将来是拯救地球的人，而绝不是修理地球的人。

殊不知，90年代初的一次“科举”，爸妈一语成谶。高考失利的我，从学校回到了农村，成为梁家庄村唯一一个穿着四个兜学生装的农民。那时的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幻想彻底破灭，正如孔乙己一样：身材很瘦弱，脸色很青白，眉宇间常夹杂些迷茫和忧伤，一些野草一样的短胡子也不失时机地钻了出来，不讲秩序地爬满我本就尖尖的下巴。穿着四个兜的学生装，虽然上衣兜里依然别着一支装腔作势的钢笔，可是完全震慑不住昔日的乡亲们。引以傲娇的四个兜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洗一样……

就这样，我背着锄头完全置身于全村父老乡亲极为怪异的目光下。他们质疑这个脱下衣服没有膘，伸出手来没有茧，肩不能抗、手不能提的“洋学生”能否当好一个合格的农民。很快，在吆牛喝马的喧嚣中，在黄土飞扬看不到理想、望不到前程，“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生活岁月里，我以稀松平常的实力，证明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是一个失败的农民。一千多年前的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10个字像是对我的揶揄，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当然，地缝是不能钻的，因为生活还得继续。我不能因为“丁举人”狠狠地掴了左脸一耳巴子，我右脸也无私地伸出去吧？我自知，比范进弱了一点点，没有那份不中举一直考的坚韧；但相比孔乙己，我还强一点，这里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及时调整方向，还是那一身学生装，到建筑工地抱砖撂瓦，帮人挖田拉沙铲灰，在十字街口摆摊叫卖……彻彻底底地为“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理想拼命。

在倾尽所有的尊严为青春买单的日子里，那段卖冰棍的路尤其令人难忘。当时，村里的年轻人自发组织了一个卖冰根的“便衣小分队”。一律的红背心、黑裤子、“驴脸鞋”，外加一辆二八自行车，所谓卖冰棍的标配。唯独我混迹其中，依然是四个兜的学生装，裂了口的革皮鞋。每天天刚亮，巷道里的木门吱吱呀呀便相继开启，二十几辆自行车不约而同串成一线，雄赳赳气昂昂，叮叮当当朝县城出发……

说起我的第一次，不由得想到了关于孔乙己生活中的原型，有一种说法——相传当时绍兴城内有一个名叫“亦然先生”的，此人生活贫苦，为谋生计只得以卖烧饼油条度日，但不肯脱下长衫，又不愿大声叫卖。小贩们吆喝一声，他跟在后面低低叫一声“亦然”，令人啼笑皆非。孩子们常围着哄笑，异口同声叫他“亦然先生”。从此亦然先生也就扬名绍兴了。对此，我不感到好笑，只感到心酸。头一次卖冰棍，恰逢永乐宫庙会，当时那些唱戏的、耍杂的、买卖小吃的都在林子里，热闹异常。我推着自行车载着一箱冰棍，偷偷地穿梭其中，生怕同学、老师、熟人看见，垂着头，红着脸，别人叫一声“冰棍，西瓜冰棍……”我弱弱地跟一句，“我也是冰棍……”

最让人狼狈的一次是，当卖冰棍的业务越来越熟稔，叫卖之声终于能够脱口而出。在一个烈日炙烤的大中午，我兴冲冲地推着车子穿行在大禹渡周青村的几个巷子内，大声叫卖着：“冰棍……冰棍……西瓜冰棍……”冷不防，从一个高门大户走出一个彪形大汉，怒吼道：“你找死咧，大中午的还让人睡觉不？”当我“之乎者也”地和他争辩时，他不由分说，放出一条恶狗来，把我撵得跑了二里地，一箱子冰棍化得没了几根。当然，有狗血狼狈的剧情，也有可笑浪漫的段子。卖冰棍的日子，也是我周游乡村最艰辛最充实的日子，因为卖冰棍，几乎走遍了芮城的村村落落，沟沟壑壑。每天在各个村转悠，不是在学校大门前叫卖，就是在村口打麦场旁售卖，遇到没钱又想吃，哈喇子流一地的孩子，自己总是很大方地挑一些快融化了的冰棍送给他们，一送二送，围了一大帮孩子，吓得我捂着冰棍箱子夺路而逃，边逃边嚷：“多乎哉？不多也。”后来，和妻子提起，她说曾记得村口有一个卖冰棍的，经常免费给她妹妹冰棍吃……

此后，幸而我写得一笔好字，做的一些拙文，帮人抄抄书、写写字、爬爬文案、贩卖文字，换一碗饭吃。再加上一些善良、勤奋、努力，赢得业内人士的一致叫好。于是，这只破碗从乡里端到县里，又从县里端到市里，再从市里端到省城，确实因一身的高粱渣子味太重，最后又把这只破碗从省城拿回到运城，走进了市级机关。初进机关，心里很忐忑，愰若进了咸亨酒店：“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真真叫人活泼不得……

下了班，为了彻底摆脱浑身的高粱渣子味，自己率领着家人和朋友，昂昂乎进商场，什么购物中心、百货大楼，眼睛眨都不眨，说进就进。尽管没有钱，但因全身充满“之乎者也”的文化底气，故而上千元的裤敢试，上万元的皮衣敢穿，镜子前端详一翻后，又是款式不行，样子老土的谈嫌一阵，在服务员的目瞪口呆中扬长而去。逛一天，愣是买不下一件衣服，不是衣服不好，是兜里实在没几文钱。

如今，生活好了起来，每每和文学界的朋友相聚，进大酒店，进雅间，扯着喉咙喊着服务员点单。但，也许是基因里的孔乙己作怪，总是直不起身子提起腰来，拿着菜单总是指着花生豆一盘盘地点，总是点着土豆丝一盘盘地上。面对鸡鸭、鱼肉、海鲜等总是装作一番高深莫测的养生模样，肉食不喜欢，就素的吧。于是，混到今天，除了满身高粱渣子味，还充斥着一身的土豆味……

喜欢孔乙己，也许是同病相怜吧，也许他本身就是文学大师鲁迅先生的笔下之物，爱屋及乌也说得过去。在今天这个追梦的时代，文学也开始复苏，并逐渐活泼起来。喜欢写文章的人多了起来，有着有趣灵魂的人也多了起来，河东大地“之乎者也”的声音也多了起来。自从我创办“我在河之东”文学公众平台以来，面对数万文学铁粉的支持，我时时迷恋其中很神经，常常陷入其中很精神。总有一群土豪大佬质问我：“老梁，写文章能挣钱当饭吃吗？”看着问我的人，我随即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他们便接着追问，“你怎的连个一房半车也捞不到呢”？我便会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脸上也立刻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嘟囔一些“钱总有花完的时候，物质终究会灰飞烟灭的，文章和思想却是不会死的”之类的话。

当去年腊八节，本土百位作家的优秀作品《河之东文集》问世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2019年新春佳节馈送亲朋好友的珍贵礼物，欣慰之际，不由想到：假若孔乙己活到现在，一定会投身河之东，与我们成为文友至交，一定会有关于茴香豆“茴”字四种写法的一篇美文问世，入驻《河之东文集》。

如此，管他哄笑、白眼和鄙视，我邀老孔包间共桌，弄个七荤八素，茴香豆多要几盘，重新温热咸亨酒店那壶世态炎凉的老酒，抓一颗豆丢进嘴里，呷一口麻辣咽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