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运新城说盐湖，前生今世话盐运

冯建国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的故事，每一座城市里都有其讲不完的子丑寅卯，我们盐湖当然也不例外。

盐湖区这个名字好美，听来都让人心醉。盐是生命之源，湖有山光水色，两者结合，必是人类起源和发祥地。得名于盐湖，并非信手拈来，有着其特殊的历史与地理意义。

这里古为盐贩之泽，以盐著称，城南之盐湖，广35公里，袤3-5公里，面积约130平方公里，是全国最大的无机盐基地。史载其在新石器时期已被开采利用，为历代帝王府库重要财源之一，被誉为“国之大宝”。

汉武帝、汉章帝、唐太宗、清康熙等数位皇帝曾驾临亲巡，包拯、欧阳修等重臣名宦，亦曾在此驻节经营。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盐湖区，即原来的运城市，后因设市而更名。


古今中外，以城命名的城市很多，如聊城，晋城，郓城等等，不过运城却是因盐湖而设立，其韵味浓郁，别具一格。

盐湖区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处黄河流域中游，境内涑水横贯，川岭相间，“外则砥柱之险，内则盐地之饶。”《安邑县志》称其“面临神稷，背负中条，虞坂峙南，鸣条踞北；远则大河环卫，近则二水交荥。俯瞰龙潭，万顷琼瑶夺目；仰瞻云岭，千峰翠锦如屏。地不爱宝，池献其祥，国赋斯充，民财以阜，是三藩之都会，实两海之咽喉。”如此优美的赞誉，盐湖区当之无愧。

运城因盐而设城，盐因城而聚散，自秦之后，商通三省，人集五方，庙观学校，官师武备，坊市保甲，一应俱备，延及清朝未见衰落。

至今仍然欣欣向荣，充满勃勃生机，向着美好明天迈进。

盐湖这个名字不仅好听，而且内涵也非常深厚，为市府的所在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为今天运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不过盐湖也不吝啬，自古以来，它都以其丰硕的胸怀和富有的乳汁，孕育着灿烂夺目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为华夏文化的诞生与发展，奉献出了自己的浩浩之力。

确切的说，运城的含义是“盐运之城”，或者再简洁一些，就是“运盐之城”。

且此处的“运”，非他处所谓运气的“运”。

运城者，即为了盬盐的运销而设立的城邑也，在中国仅此一处。如此光明磊落、坦坦荡荡的名字，是何等的大气，何等的深邃，所以说我们在了解古河东风情时，有必要了解一下我们所住的城市——盐湖即运城的前世今生。

运城古称河东，文化深厚，物产富饶，素有“古中国”之誉，在中国5000年文明史上，运城独占鳌头，有着其他城市不可替代的传承作用。

而其特殊地理地位，决定它是因盐湖设城，而盬盐则因城而聚散，城市始终与盐湖“共存亡”，这是不容置疑的史实。

可以说在中国大地上，只有运城的城市名称，是和盐的生产、运销、管理息息相关。人们说：运城没有盐池的存在，它就不会建城；

而运城盐池没有运城这个城市，也难以统管。这种说法，充分说明了运城和运城盐池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且从古地名中亦可窥见其端倪。

《山海经》称之为“盐贩之泽”，相传为黄帝氏族的居住地，西周时期为周穆王第五个儿子的封域。春秋时属晋，为苦城，也叫盐邑，是晋大夫郤氏采地。

那时候运城虽然称作城、邑，地盘却不甚大，倒是“苦”因盐而立意，盐因苦而为邑，还是有几分道理的。盐湖最早见于史书是在战国时期，归魏管辖，名为盐氏。《史记·秦本记》载：昭衰公“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中山共攻秦，至盐氏而还”。

就是说时由齐国、韩国、魏国、赵国、宋国以及中山国联合出兵攻击秦国，“七国联军”到达盐氏便退回去了。

这个“盐氏”就是盐湖的古地名。到了汉朝，朝廷在全国28郡设置盐官，河东盐官称河东均输长，便驻节在运城一带，当时名为司盐城，驻有司盐都尉，到汉章帝时，又称作监盐城。


不过那时候虽然名为“城”，但是并没有城池建筑，当时的地方行政官吏，都没有设衙门于运城，仅有朝廷盐官驻守于此。所谓的司盐城或监盐城，充其量不过是个小村镇而已，其地位并不高，也不显要。

汉代以后，虽然运城盐业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运城的建城问题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唐大历年间（776年——779年），置两池榷盐使，此地又被称作潞村，是因为路姓人家住在此地，而又濒临盐池水域而得名。现在看来，潞村可为天下当时最大的“村”子了，五代因之不变。

何以被称作为村，而与城的名头相去甚远呢？想来大约是因为面积不大，功能不全，权作一个乡村罢了。只是以村为名，乡土气息味道更浓，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更接近于地气，所以潞村这个名字至今还在使用，运城市区里至今还有一条街道名字叫作潞村巷，很受当地人们喜爱。

不过这种猜想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山西按察使监管河东盐务的蒋兆奎在其所编撰的《河东盐法备览·运治·城垣》一书中写道：“运治之在河东，初不过弹丸一乡镇耳。”

可以说，历史上各个封建王朝对运城盐池的经营均很重视，都相应地采取过一些重要措施。不过当历史发展到元代的时候，其经营运城盐池的举措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建城之动议，并很快付诸于实施。

在此之前，宋、金代时均置盐运使司，只是将管理运城盐池的盐务机构多设在州城解州或安邑。元太宗八年（1236年），时任河东盐运使姚行简为了管理盐也方便，“芟莽夷榛”，向皇上建议在潞村修建一座城池，他“绘图献议，始立司于池北之路村”。

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不知什么原因，朝廷又将运司迁回解州，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运司再次迁回潞村，此时潞村已筑有池神庙、学宫、谯楼和隶役处所等。

元延祐年间（1314年左右），“仁宗以淫雨败池，减免引钞十之六七，民怀帝德”，遂将潞村更名为圣惠镇，“时犹未有城也”。是说由于盐池遭受雨灾，生产受到严重损失，朝廷减免了“引钞”，老百姓感谢皇帝的“恩德”，所以将潞村改名为圣惠镇。

元末在圣慧镇筑城时，是先建运司而后筑城的，有史料介绍，元延祐六年（1319年），圣惠镇改为河东陕西都转运盐运司。不过此时规模并不大，尚无城垣壕沟，且以后都荒废了。

直到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八月，盐运使那海德俊上报朝廷，才始筑新城。是时“丁夫星布，畚插云集”，除庶民输财赴役者外，另有兵丁二千五百人参加，共历时五个月，于当年十二月峻工，初名曰凤凰城。

运城初建成时比较简陋，城垣周长九里十三步，呈正方形，城墙高二丈，池深七尺，绕城一周开有五门，各筑城楼。门的内外左右筑有军庐、稽察所，是巡警稽察所在处。城四角各筑烽火屋，是觇伺防御之所，后因是盐运司所在地，又称运司城，简称为运城，于是在我国历史上，惟一因盐务而建立的城池，就出现在河东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六百多年来再未曾改姓更名。

运城籍进士，明朝兵部尚书刘敏宽在其《重修运城记》中亦称：“运城草创于古圣惠镇。”运城自元代出世以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着浓郁的盐务专城的氛围，说明这是因为封建统治阶级出于盐政的需要。

河东盐利历来是封建政府的重要财政入项，所以“历代治鹾皆设官司，以为经理”。不过，元代以前“榷沽之政，而或入少府，或归大农，或隶度支，即行榷之吏大约分摄于军州郡邑之卒幕，未置专廨”，故“解盐多莅治于解州”。

就是说在元代以前，历代管理运城盐池盐务的官吏，大都设衙门于解州。解州虽然是州府地方行政要员驻地，而且靠近盐池西部，但是由于环绕盐池一周，先是在唐代筑有“壕篱”，到宋代又有“拦马短墙”，其后更有明代筑的“禁墙”，对运城盐池封闭很严，仅开东、西、中三个禁门通行客商。

有些朝代还把东、西两禁门封闭，仅开中禁门通行，于是解州的地理位置就相形见绌，它既不适中，又失之于偏，对运城盐池管理不大方便。

而位于运城盐池东部之安邑县，也不是理想之所在。尤其是至元代时，“盐为诸赋之首，解之盐泽又诸鹾之首”，“会其岁之入，以缗计者二千万”，“租赋外，惟以盐课佐经费”。所以说运城盐池盐务管理事业的繁杂，需要一个较之解州、安邑更适中、更大的城市去统辖。同时由于自唐、宋以后，运城盐池的产盐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了生产就需要采办大量的、必需的各种物资，而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盐运事业的兴旺。运城盐池的盐历来行销于秦、晋、豫三省，其时盐的运销全靠车马驮运。在这种形势下，向运城盐池销售物资和往外地运销盐的商贾云集，车马不绝，而解州、安邑城小而且偏，潞村又属弹丸之地，完全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盐业经济的需要。只有建造一个较大的盐城容纳商贾，解决盐业生产供需、运销中的矛盾，才能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

再就是元末时期，由于全国各族人民反抗元政府统治的斗争不断深入，蒙古军事贵族的统治已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面对这一状况，元政府为了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保护盐政官吏自身的安全，从而筑城于潞村，更是有着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元人黄觉就说道：潞村“室庐联骈，楼阁辉映。惜乎！散漫纵横，无山溪城隍之固。加以河南不轨之徒。猖狂恣逞，阖镇之民，宵肝蹙额。止以天堑为倚，倘有不虞何可以生？”故当务之急“莫先城事。”于是元政府出于控制池盐业，搜刮盐课的需要，建立了一套庞大的盐政官僚机构——河东都转运盐使司，专门管理河东盐政，搜刮盐课，就显得非常必要了。由于盐务繁杂，“解州城小，且偏处一隅，鞭长莫及”，因此“为掌榷近便”而“徙运司于潞村”。

当然城市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宝贵财富，其规模的大小，象征着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所起得作用。而城市的建立，不仅仅因为是战争的需要，而且还催生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用历史发展的视观考量，城市是一定区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社会文明的集中体现，以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反映着它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宝贵财富。明人许赞说道：“城何义，曰盛也；城何盛，以盛民也，民何以盛，曰盛之以图安也。”河东运司山川开盐池之利，地土负猗顿之富。士庶丛萃，官署森列。“官立而驭御宜严，此城河东之要义也。”

由于运城地理位置的优越，地处于运城盐池中部的北面，尽管它最初不是通都大邑，只是一个小村镇，但是对运城盐池来说，它位置适中，处于交通要道，南来北往，东去西来，极为方便，可以说在这里建造盐务专城是最为理想的。再现古代社会发展的脉络，运城以盬盐而著称于世，猗顿以盬盐业而为商祖，所以以盬盐池为中心建立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河东盐法备览·运河》这样写道：“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城因盛而设，盛即因城而统也。”

运城的建立，也是盐务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河东盐法备览·运治》曰：“运治非盐池不立，盐池非运治莫统。”运城于元末建城之后，驻节于此城的多是盐务官署，集中了众多的盐务机构，仅据清代盐业志记载的盐务机构就有：巡盐察院、盐运使署、运同(判)署、经历司署、知事署、库大使署、三场大使署、解州州判署、都司署、把总署、运学教授署等，所以享有“盐务专城”的称谓。随着地方行政机关的移驻，运城城区内的市政建设也逐渐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而且具有浓郁的盐业特色。

明天顺二年（1458年），运城城改建为四座城门：东曰放晓，西曰留辉，南曰聚宝，北曰迎渠，很有象征寓意。后来到明清两朝又多次进行增修、扩建，使运城城池建筑更加完备，规模更大，逐渐发展成为河东一座名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设河东盐政，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将河东兵备道从蒲州移驻运城，至清末时，城内已建成九坊，即：厚德坊、和睦坊、宝泉坊、货殖坊、荣恩坊、贤良坊、甘泉坊、永丰坊、里仁坊；九坊总分为四街，而且还建成了运储仓、运阜仓、储备粮食；设有养济院、习艺所、公桑园、牛痘局、养病所、育婴堂、粥厂、同善义园、义仓等。这些街坊的命名有很多是与盐池相关的；众多的公益慈善事业，大都是由盐商和盐务官员出资兴办的，它的服务方向也多和运城盐池有关。

为了适应盐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运城城内百货、手工业、饮食业、旅店、盐栈、票号等也纷纷兴起，形成了一个围绕盐业生产、运销事业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和繁荣市场。

至此，运城商通三省，人集五方，庙观学校，官师武备，坊市保甲，一应俱备。“百货骈集，珍瑰罗列，几于无物不有”，堪称“四方之通阜”、“三藩之都会”。清朝道光年间，有位山东举人郭书俊来到运城后，身临其境，不胜感慨，在其《鹾城绝句》写道：“居人艳说凤凰城，百货纷纭闹市声。向晚葡萄美酒熟，醉乡有梦不分明。”可以想见运城当时热闹繁华的气象。时间推移到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军驱逐道尹，翌年元月二日，在这里建立起河东晋军政令府。

“天下盐治不一，举无专城，河东何以独有专城？”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事实。有旧史称其它盐区未筑城之故，是因为“煮海者商灶延绵沙际，千里相望，如淮浙长芦皆非一州一邑之地，故但居要以临之，而所附则皆通大邑，已有提纲挚领之势”。而河东盬盐生产集中，潞村地理适中，筑城于潞村便于管理，所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运城便应运而生了。可见天下万物，成败皆有因果，往往并非偶然为之。由此可见，运城是封建统治者为了控制池盐业的生产，搜刮盐课以满足国家政权财政的需要，保护统治者自身安全的目的而兴建。这和西欧中世纪以来的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发展，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原理，显然是不同的。

地域也和人一样，其优秀与否，不在于自我标榜，全在于自己的实力打造。盐湖历史悠久，为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现，7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群居从耕，而且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相传境内的稷王山因后稷稼穑而得名；黄帝战蚩尤于盐池；“舜卒鸣条”、“禹践天子位于安邑”；自古为尧舜甸服之地、神禹建都之邦，有着“夏墟”之称，“魏都”之誉，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历史的重要场所之一。特别是战国时魏绛徙治于安邑后，更是成为中原重镇，或建都、郡，或设州、道，或置县、邑，久盛不衰。又因其地处要塞，始终为兵家角逐之地。从西汉始，境内为安邑、解县分县而治，历代相袭，直到共和国成立，最终合二为一，归于运城。二零零一年因设立运城市，原运城市改为盐湖区，再一次焕发出新的活力，欣欣然彰显于华夏大地。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盐湖区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遗存。用人类学的发展眼光来看，地杰人也就灵。盐湖区全境三山一水六分田，而且山、岭、川、滩齐有，既适林牧、宜粮棉，又聚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良好的地理环境,使盐湖区农工并举，五业俱兴，成为山西省重要粮棉基地，晋西南经济、文化中枢，秦、晋、豫三角地带物资的集散地。而且古往今来，人文荟萃，名流辈出。古有风后、关龙逄、关羽、柳元景、关汉卿、曹于汴等名臣贤士，今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程子华和景定成、李歧山、李健吾、阎逢春、丁绍光等革命先躯及艺术巨匠，可谓济世贤地，满园春色。此外，还有池神庙、舜帝庙、关圣家庙、唐泛舟禅师塔、太平兴国寺塔及蔡伦墓、杜康墓、刘伶墓等一批具有重大考古价值的古建筑物，为炎黄子孙所神往，所以享有“九曲黄河一明珠”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