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应多层次理解共同富裕内涵：

一是就享有主体而言，共同富裕是“全民共富”。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而是全体人民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事实上，合理的收入差距能体现劳动者能力和贡献的差别，有助于鼓励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升激励水平，刺激经济持续发展。

二是就实现前提而言，共同富裕是“共创共建”。共同富裕不仅要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参与、人人尽力，还要让共创财富的人共享财富。因此，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进一步缩小因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减少人民群众在就业创业、健康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机会不平等，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构建既充满活力又拥有良好秩序的现代化社会。

三是就评价内容而言，共同富裕是“全面富裕”。共同富裕代表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五位一体高度综合协调的状态，不仅要满足人民的“物质富裕”需要，也要满足各种“精神富足”需要，如享有政治权利和依法参与政治的民主需要，参与文化活动、享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需要，享有公共服务、接受教育、充分就业的社会需要，享有美好宜居环境的生态需要等。

四是就长期目标而言，共同富裕是“共同致富”的能力。共同富裕不是简单地分配财富，而是要持续提升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加大对教育和健康的投资以赋能人力资本，加强社会组织、社会联系以赋能社会资本，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促进社会关系更加和谐健康。

五是就发展过程而言，共同富裕是“逐步共富”。实现共同富裕是个动态过程，需要遵循规律、逐步解决。追求共同富裕没有终点，因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即使实现了共同富裕，经济社会发展依然还有巨大向上空间。

破除“能者多劳、

庸者逍遥”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徐明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在“千线一针”的基层，基层干部中存在着“能者多劳、庸者逍遥”的现象。必须认清这一现象的本质，对其造成的危害予以重视，并有针对性地加以治理。

用“劳有所值”破除“鞭打快牛”现象。这里的关键是“多劳”是不是创造了价值，也就是“能者”是不是“劳有所值”。“群众事无小事”，始终把群众放在心中，为群众排忧解难，奋战在抗疫扶贫一线的基层干部恰恰正是“劳有所值”。所以，基层应加强精神荣誉的认可和宣传，将这类干部选树为“能者”的典型，在“多劳”之后能够赢得单位的认可、同事的尊重，即使得到的物质待遇不多，也会让“能者”感到“劳有所值”。

用“多劳多得”破除“白劳苦劳”现象。一是科学制定和完善工作岗位职责、绩效考核办法、干部选任制度等组织管理制度体系。充分发挥制度体系的作用，在薪酬、个人发展等方面让“多劳”的“能者”多得，使其得到的报酬与其付出的努力相匹配。二是把对基层干部的关心爱护体现在实处。对其多加油鼓劲，少求全责备，在思想上为其充满“电”，促其走出“白劳苦劳陷阱”，既让其有机会喘息，也能让“能者”成为可持续的“能者”。

用“容错免责”破除“多干多错”现象。一要健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多劳能者”承担了多重工作任务，担当了多重责任，在繁杂的工作下出错在所难免，如果不加甄别地批评或问责，不仅严重打击其积极性，更会让其因委屈而沉沦。应切实发挥容错免责机制的作用，用“容错免责”破除“多干多错”现象。二要坚持实事求是、宽容免责原则，对工作中出现的过错进行甄别，做好“三个区分”，莫让“多劳”的“能者”受委屈。

用“适度多劳”破除“过度多劳”现象。“多劳”应该有边界。“能者”虽然有能力，也需要领导的支持和同事的协同，也需要资源、人力、财力等的帮助和工作思路上的指导，也需要科学合理地安排工作量、合理地设置任务时间。应切实落实休假体检制度，适当开展心理健康知识讲座，并适时安排心理医生介入治疗，为基层干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重心下移不是责任下抛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容志教授在《国家治理》周刊撰文指出，在讨论基层治理时，我们经常会涉及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基层”概念。一个是空间和位置意义上的“基层”，即老百姓从事日常生产生活、居住活动的社区和场所。另一个是组织和人员意义上的“基层”，即通常所说国家基层政权以及与基层治理相关的人员和队伍，包括党的基层组织、乡镇、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以及其中的工作人员等。

如果重心下移到组织意义上的基层，那就意味着把社会治理的主要任务和责任都转移给基层政权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包办”各项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工作，并对所有的工作绩效直接负责。虽然政策强调向基层“赋权”“赋能”，但这种工具性的“姿态”本质上还是希望基层组织和队伍在增能的情况下更好履行这些职责。客观上社会事务和公共服务越来越多，越是强调重心下移，基层组织所承担的工作就越来越多，必然越忙越累，而精简文件、会议和检查等只能是治标不治本，减负难题基本可以视为无解。

重心下移并非把管理事务和责任甩给基层政权及其队伍，而是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社会治理的注意力和资源聚焦到这个最贴近群众的情境之中。优化基层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提高这一体系整合资源、动员群众和凝聚社会的能力，进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共同体，最终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在社会形态发生巨大变迁的时代，科学、全面、辩证地把握社会治理重心下移需要明确：重心下移不是责任下抛。科学的重心下移是指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的调整，是资源和权力的向下转移，本质上是要形成上级领导、条线部门围着基层转，大家共同解决基层难题的格局和态势，而不是简单将工作任务、考核指标下沉，更不是管理责任的向下甩锅。如果基层治理成了只是街道、乡镇的事，上级部门专注于定指标、下任务、收材料、搞排名，那么不仅压力越减越大，负担越减越多，距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会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