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阴渡口也称“壶口”

《资治通鉴·隋纪八》记载李渊自太原进军长安有这样一段文字：“丙申，渊至汾阴，以书招之（孙华）。己亥，渊进军壶口，河滨之民献舟者日以百数。”元人胡三省《资治通鉴注》对这里“壶口”的注释是：“《隋志》：文城郡昌宁县有壶口山。”

按：隋代所置文城郡在今临汾市吉县，昌宁县在今临汾市乡宁县。“壶口山”即“孟门山”，在今吉县境内。孟门山原系黄河河床中两块梭形巨石，《穆天子传》称作“九河之隥”。相传两石原为一山，阻塞河道。大禹治水将此山一劈为二，导水畅流，大河始通。胡《注》的意思是说，李渊“进军”的“壶口”就是这里的“壶口”。换言之，胡三省认为当年李渊大军是从吉县壶口渡河的。

但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关于这一段历史，唐人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有翔实的记载。该书卷二有两处提到“壶口”。先是说：隋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李渊从太原起兵反隋——

“癸巳（八月十五日）至于龙门县。

“丙申（十八日），至汾阴，遣书招冯翊贼帅孙华。华所部强兵，至于数千，积年劫掠，非常富实，洛水以北莫敢当之。帝书到，华喜而从命。

“己亥（二十一日）进营，停于壶口。分遣诸军，问津水滨之人，具舟以进，日有数百，仍署水军焉。……

“壬寅（二十四日），孙华率其腹心轻骑数十，至自合阳。……帝乃厚加抚遇，……仍命华先济，为西道主人。华大悦而去。仍命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幷左领军大都督府长史陈演寿等率师次华而渡，据河西岸以待大兵。”

再往下，书中又说：

“九月乙卯（初七日）……（屈突）通闻孙华导（王）长谐渡河，果遣兽牙将桑显和，夜驰掩袭长谐军营。……帝闻而谓官属曰：‘屈突遣兵此行，事不获己。今若进逼围之，必不敢出。使刘弘基、孙华等至关门，断其行路，然后吾于壶口朝服济河，‘利涉大川’斯之谓矣。’”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李渊从太原到达龙门（今河津）三日后，由龙门南下至汾阴（今万荣县荣河老城），尔后派人送信招降河对岸冯翊的绿林首领孙华。又三日后，李渊从汾阴县城进入大营，停于“壶口”，一面派军士了解津渡情况，募集舟船；一面静候河西绿林首领孙华来见。又三日后，孙华率轻骑从合阳过河来见。然后经过一番策划后，九月乙卯李渊讲了他将“于壶口朝服济渡”，达于河西的话。

这里两次提到了“壶口”。

那这里的“进军壶口”指的是什么地方？孙华“至自合阳”，是从哪里过的河？而后“仍命华先济”“次华而渡”，又是从哪里“济”“渡”过河？是从“龙门”吗？不是。是从“孟门（吉县壶口）”吗？更不可能！书中所说的“壶口”应当就是汾阴渡。

因为，从客观形势来讲——

1.李渊率军由太原南下，首先到达的是龙门，并未到过孟门，没有理由北返孟门（吉县壶口）；

2.李渊率军南下汾阴，目标是先取蒲州，再进关中，没有理由北返孟门；

​3.李渊驻扎汾阴渡大营，是要等对岸孙华过河来作策应，没有理由再北返孟门；

​4.从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中间仅有两日，来不及急行军跋涉200里由汾阴北返孟门。

5.李渊是先到汾阴城，然后“进大营，停于壶口”，说明“壶口”距离汾阴城很近。

由此可知，李渊驻军和“进军壶口”，以及孙华等人渡河，均在汾阴县境内，故这里所说的“壶口”只能是汾阴渡，而不可能是上游二百里外的吉县孟门壶口。

同时，从记述者来讲——

1.温大雅是随侍李渊的记室参军，《大唐创业起居注》是“历史实录”，是即时记事。一定是当时有这个说法，作者才如此记载，而对这样一个地名没有必要臆造。

2.有记载说温大雅兄弟都曾是文中子的弟子，果如此，则他应有过在龙门一带侍学、游学的经历（《文中子》中多处有“子在绛”“子在蒲”游学的记载），对当地的地理状况应该是比较熟悉的，一般不会张冠李戴。

3.书中两次提到“壶口”，也不大像是笔误。

如此看来，李渊进军的“壶口”的确是汾阴渡。胡三省的注释则是错误的。

那汾阴渡为什么会有“壶口”之称呢？这个问题未见有过论述。笔者以为，这涉及对“壶口”概念的界定，极大可能是古人把汾阴渡划在了“壶口”的范围之内。

以下我们先从汾阴渡说起。

首先从地图上看，黄河自北南下抵达于吉县孟门山后，因河道狭窄形成了壶口悬瀑。而后经乡宁至龙门以下，河面渐次开阔，水流和缓，形成一个囊袋状湖泊。至故汾阴县城（今万荣县荣河镇）附近，河面又渐渐收窄。加之河流趋缓，古来都在此设有渡口，史称“汾阴渡”，今名“庙前渡”。而自古以来，汾阴渡一直就是山陕两地通行的一个要津。《运城地区志》载：春秋时期“泛舟之役”，粮船由黄河入汾即在此处。汉武帝五次巡视河东，皆由此渡口济河。金时称“汾阴渡”。明朝渡废，清康熙年间恢复，称新渡，为秦晋商民往来之官渡，亦是潞盐运销秦地重要渡口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朱德、邓小平、贺龙、左权等率八路军将士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九月入晋奔赴抗日前线，也是由此渡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渡口设在庙前村更为今名。

至于古人为什么会把汾阴渡划入“壶口”之范围，典籍虽无专论，但由文献记载或可推知。

清光绪版《山西通志》山川考二说：“壶口，亦曰石槽，即孟门山也。在吉州西七十里，世传大禹所凿以通黄河者。河自此入口为上口，南至龙门出口为下口。”这里提出了“壶口”是以“龙门出口为下口”，也即是说，上自孟门，下至“龙门出口”，这一段皆属于“壶口”范围。清人胡渭《禹贡锥指》说：“壶口之治即龙门之治。故冀州与导山言壶口而不言龙门，至于龙门即至于壶口；故雍州与导河言龙门而不言壶口，其文互借云。”古人既然认为“治壶口”与“凿龙门”是一回事，这也就意味着，从方位、范围上讲，《禹贡》中的“龙门”即可等于“壶口”，“壶口”也即是“龙门”，且二者都是同时兼指山陕峡谷中黄河的一段较长的河道，并不仅仅只是单指某一个点。而关于“龙门出口”，在胡三省之前，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资治通鉴〉地理通释》又有更具体的说法：“河至文成县（吉县）孟门山，是为入龙门；至汾阴县合河之上，是为出龙门。”“合河之上”是指黄河与汾河混流处，应即是汾阴渡口。因此，上自“孟门”，下至汾阴渡，这一段河道均属于“龙门”的范围，推而广之当然也属于“壶口”的范围不误。

依据此说，则关于“壶口”和“龙门”概念的完整表述应当是：黄河到达孟门山是为“入壶口”，孟门山至龙门属于“上壶口”段，龙门至汾阴渡则为“下壶口”段，至汾阴渡则为“出壶口”。换言之，孟门（吉县壶口）是壶口和龙门的“上入口”，汾阴渡则是壶口和龙门的“下出口”。既如此，孟门山可以称作“壶口”，龙门可以称作“壶口”，那汾阴渡当然也可以称作“壶口”了。这个推理过程虽然有点迂曲，但应该比较符合部分古人的认识。

汾阴渡也称“壶口”，李渊当年由此渡河，《大唐创业起居注》真实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细节。遗憾的是，后人在引述这段史实时，却往往不加辨析，而是沿袭了胡三省注释的错误。如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在“孟门山”条下说：“壶口山在（吉）州西七十里。《禹贡》‘既载壶口’是也。——隋末，李渊自龙门进军壶口，河滨之民献舟者以百数，即此处也。”时下的《百度·百科词条》之《壶口（吉县）·历代军事遗迹》亦说：“隋开皇三年（617），唐公李渊率军进壶口，‘滨之民献舟者日以百数’，继而攻取长安。”

这些都是应该纠正的。

王雪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