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玉琦：作揖

作揖

□鲁玉琦

垣曲人把男女之间的订婚，称“作揖”。擦拭岁月痕迹的蒙尘，我结婚前的“作揖”历历在目。

记得那是1968年正月二十六，天气晴朗，春意浓浓。媒人带我去十几里外的古垛村去相亲。我的心撩搅得乱扑腾，一会儿像蝴蝶一样欢畅，高高兴兴地过河、爬山，媳妇若是一只俊鸟该多好，会幸福一辈子；一会儿脸上又像发愁的苦瓜，要是一只乌鸦呢？心里七上八下的。俗语说得好“人对眉眼，狗对毛片”，相亲后看对人再作揖，看不对拉倒，全当没这回事。

古垛村口有一棵古老的槐树，春阳洒满树枝，树下聚集着聊天的人们，我身穿深蓝色制服，手拎一个包袱，生人的出现立马成了议论的话题，“这小伙是东堡的……”一阵碎语直往耳朵里钻，这可能是山里人一种质朴的关心，我低着头，感受着新女婿尴尬、羞怯的滋味。

媒人前脚走，我后脚跟，走进一座四合院，青砖铺地，格子窗棂贴着红色“忠”字。提前订好的日子，一家人都等着我，媒人一一介绍“这是你丈人”“这是你丈母”……我亲切地称呼“叔叔您好”“婶婶您好”，那个年代还不兴叫“爸、妈”。

招呼声中踏上四五个石头台阶，来到上房堂屋，中央张贴着毛主席像，大家站在一起吟诵“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丈母娘和蔼可亲，深邃的目光炯炯有神，走起路来扭着小脚。一袋烟功夫，作揖的头顿饭好了，桌上摆放着六个巴掌大的细瓷碟子，分别是韭花、腌蒜薹……内嫂端上来臊子面，白色的豆腐、褐色的肉粒、青色的萝卜……混合后的汤汁浇在上面。用筷子挑起面条像线一样细，一尺多长一根不断，嚼在嘴里劲道可口，美味中第一碗臊子面见底了，内嫂接过碗笑着问：“再舀一碗？”

我“嗯”了半截，立马改调“好啦！不吃了。”心里杵了一下，差点犯了“憨女婿吃三碗，能吃不能干”的低级错误。

作揖头一顿饭很重要，这里包含父母是否同意的内涵，“臊子面”是细粸，谐音“喜”表示同意。不愿意的话让你吃“撅片”，“撅”与“绝”是同音字，表示拒绝的意思，看来我今天有戏。

饭后屋里人悄然离开，我独自一人欣赏这陌生的环境，堂屋的门帘被轻轻撩起，心目中的她出现了。我记起来了，同一届的小学同学，一次周末，星星眨着眼睛，她一个人背着书包回家，过了亳清河往山里走去，那种执着我记忆犹新。

今日一见，一身农家装饰的粗布衣却显得精神。风吹日晒下的脸蛋圆嘟嘟的，双眸一颦闪烁出的农家女的美，一见钟情的感觉油然而生，我还是沉住了气，人常说：“种地种凹凹，说媳妇说疤疤”，娶媳妇是居家过日子的大事，谁嫁到我家不是去吃蜜，而是要喝黄连水，外表好看不管用，只有不怕吃苦的人才能走到一起，作揖前定要探听清楚。

两人目光相融的刹那间，我主动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故意停顿看看她的动静，她不假思索接着背诵“为了一个共同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共同的语言，似乎和地下党接头对暗号一样，一下拉近了距离。

我问她：“记得你学习挺好，考学了没有？”

她羞涩地低着头说：“考上二中了，家境困难，我辍学了。”

一句话可能有点伤她的自尊心，我直奔主题说：“我是中农出身，又是‘兵团’少数派，在农村出人头地的希望不大。”

她抿着嘴笑了一下说：“串联你在火车站走丢啦，武斗中你受伤啦，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不图你有多能干，只图你念过书，知书达理就行。”一句知根知底的话就像一团火，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我扯起衣角毫不掩饰地说：“我今天的打扮可是驴屎蛋外面光，里面还是粗布棉衣和中式棉裤，还打着补丁呢！”

“那有啥，我连外套也没有。”她毫无反感地说。

我又实话实说：“我是农民，父亲又得了绝症，日子过得有点紧巴你嫌弃吗？”

她说：“我家也挺困难的，苦日子过惯了我不嫌。”

这样贤惠的媳妇太难找了，我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心里踏实又乐滋滋的。

该交换四色礼了，猛然我的心像被电击了一样，为了省钱给父亲治病，四色礼中的水笔还灌着墨水，忘记了清洗这可咋办？我脸“唰”一下燥热起来，自己给自己安慰，如果老天有眼，早派月下老人用红线把我俩的脚拴住了，谁也跑不了，听天由命吧。

我捧着四色礼和《毛泽东选集》边笑边说：“四色礼有点薄，请你别嫌弃。”

她面带笑容说：“我一切听父母的。”同样回了四色礼，上面摞着一本《毛主席语录》。

接过回礼，我从口袋里掏出延安纪念章准备交给她，刚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今天虽然不敢握手，但总想多看一眼，给她戴纪念章就是个好机会，我拿着纪念章在她胸前别着，眼睛却盯着她害羞红润的脸蛋，一不小心，别针扎在手指上，“哎呀”一声惊动了她，她看着我指头流血，连忙用手握住，一阵温暖的热流在我心底涌动。

那是第一次感受异性情感的魅力，我故意不吭声，一直让她握得紧紧的，觉得幸福极了。过了一会儿，她也弯下腰，熟练地给我戴上毛主席纪念章。

那个年代作揖，既无古时候佩戴镯子的淳朴典雅，又无现代人单膝跪地戴戒指、送鲜花的浪漫奢华，我俩佩戴纪念章也是一种炫耀，一种移风易俗的作揖凭证。

她拿着四色礼走到东厦，围观的人翻开四色礼看着，串联时我带回的红色宝塔枕巾引人注目，还有一个笔记本、一双袜子和一支钢笔。我的心又一次提到了嗓子眼，生怕旁人的闲言碎语打了锅。事后，她告诉我“他们只是翻着看，没人拔开水笔帽”。

老丈人新中国成立前是私塾学堂的先生，教书育人半辈子，后来因身患疾病回乡务农。老人家满脸皱褶里充满笑容，问：“你爸身体咋样？你现在干啥？”我一一回答。他又笑着说：“你俩今天作揖了，两家人就成了一家人。你念过书，以后有机会教个小学挺好的，或者当个医生也行。”

我只是读过几年初中，沦落在农村，我的心早就像一棵深秋的小草，寒霜下枯萎了，老丈人的话语又像春风一样吹拂着我，埋藏在土里的嫩芽开始萌动，挣扎着破土而出。后来，我果真做了民办教师和医生两个职业。

午饭是“十个碗席”，大家有序就座，欢聚一堂。垣曲地域狭小，就像山里的葛条大部分家庭都有沾亲带故。一位身材高大的叔叔打听了一番，悄悄唤走老丈人，低声说：“你攀的亲亲，巅辈着哩！他的堂兄和咱们是表兄弟，以后咋称呼哩。”一句话如同铁锤一样，这次可真要打锅了，我心里就像钻进一只老鼠，又一次扑腾扑腾乱跳。

老丈人解释说：“各按个的论。”餐桌很快恢复了祥和，我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放下了，大家举杯共饮。

饭罢，我和媒人要走了，一家人送到大门外，我扭头一看，未婚妻脸上挂着笑容，我暗自庆幸，今天运气好，媳妇如俊鸟。

在土里刨食的年代，作揖给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增添了承担命运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