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运城”称名的一点研究

一、以往研究的回顾

“运城”称名的出现和变迁，是运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不能缺少的内容。对此，当代学人多有论述。20世纪80年代《河东史话》书中记载，“清康熙年间始有‘运城’之名称”。20世纪90年代出版《运城市志》，采用的观点为：“元至正丙申（1356）年八月，盐运使那海德俊始筑新城，名凤凰城，因运司驻扎，又称运司城，亦名运城。”一般来说，这样的记载，可以让阅读者产生这样一种认识——元代就有了“运司城”和“运城”这样的名称。进入21世纪，2002年出版的《运城市市情知识千题问答》中，介绍运城沿革时说，“元至正十六年（1356）又筑圣惠城，故又名圣惠城，至康熙年间（1661—1722）有‘运城’之名称”（原文如此）。显然，这里沿用或认同《河东史话》一书的观点；同一年，王雪樵先生发表《运城始建于何时》一文，认为“（圣惠）城名何时改作‘运城’，估计当在明初洪武年间”。统观上述各种议论，“运城”这一名称的出现，有元代、明代洪武年间、清康熙年间三种观点。

寻溯“运城”一名的出现，古代方志是必不可少的材料，尤其应立足于清康熙以前的志书。清顺治十七年（1660），河东盐运使冯达道主持编修《新修河东运司志》，这部十卷本的志书，曾被柴继光先生誉为“对于运城盐池叙论最为详尽”的古代文献。书中，“运城”一词不仅使用频率非常高，而且，对“运城”的来历和变迁，也有详细的叙述。以“卷一”为例，“运城”一词出现了16次，“图考”篇直接将城图标明为“运城总图”，文字介绍为“运城，古路村地”；“建置”篇记：“运城处解州安邑之中”；“城池”篇中，更是明明白白写着“运司，旧在解州，元解盐使姚行简徙治路村，一名圣惠镇，即今运城”。显然，“运城”一名在顺治十七年（1660）的时候，已经是常用且固定的语汇，并写入官修的志书中。“运城”称名最早出现的时间，应该到明代的文献资料中寻找。

2015年，有学者撰文《运城何时称“运城”》（以下简称“卫文”），否定了“运城”这一名称出现于元代和明代洪武年的观点，并指出，明代早期沿用了元代“圣惠镇城”的名称，明代成化十年（1474）的文献中已有“运司城”的称呼，发展到16世纪初，路村已被广泛地称呼为“运司城”，明代中叶改称“运城”，是对“河东运司城”的省称。“卫文”所论，仍有余义，笔者对此再作一些阐述。

二、记录“运城”的明代文献和资料

目前所知，最早称名“运城”的文献，是明代时任解州州判吕柟撰写的《卢公修河东运城记》（“卫文”述及），其写作时间应在嘉靖四年（1525）初。理由是：根据记载，嘉靖三年秋天发大水后，“运司城圮”，使用民力砖甃城墙，一般在秋收后或冬闲时进行，文中称“凡两月告成”。甃城后再作文刻碑，其时应已到嘉靖四年（1525）初。这篇文献中，“运城人”和“运城”的称呼共出现六次，“运司城”仅出现一次。嘉靖四年（1525）十月，新上任的巡盐御史初杲，又对运城进行了修甃，吕柟再次撰文《初公甃运城西面及广郭门记》，文中“河东运司城”和“运城”各出现一次。默察吕柟的行文用语，“运城”实际上是“运司城”的简称，只是出于习惯，“运城”虽已成为熟语，但仍然没有完全弃用“运司城”这一称呼。同时，吕柟笔下多次使用口语化的“运城人”，这表明，应该还有更早记录“运城”的古代文献有待发现。

嘉靖四年（1525）以后，至1644年明朝灭亡，出现“运城”一词的文献，“卫文”所述还有嘉靖十九年（1540）《卫民祠记》和天启二年（1622）《重修运城记》两篇。除此之外，笔者又辑录了11篇，包括铜镜铭文1则和现存碑石文字5篇，开列如下：

巡盐御史余光在任时（1534—1536），吕柟撰写《正学书院志序》；万历二十六年（1598），刘敏宽撰写《重修三官庙记》；万历三十至三十六年（1602—1608），曾舜渔撰《重修运司庙学记》；崇祯七年（1634），杨绳武撰写《武备志》；崇祯十三年（1640），有《运司东院道明文止更告示开后》。嘉靖三十八年（1559）铜镜铸铭有“运城南门外，古有弘教寺”。现存碑石中：嘉靖四十二年（1563）《盐法条奏碑》镌刻“至运城”“运城贫民”；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孔学易墓志铭》刻记“洪武初，六世祖应命徙安邑运城家焉”；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王维翰墓志铭》镌记“由龙门迁安邑姚孟村，再迁运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刘允宽墓志铭》镌刻“余家世居安邑之运城，即古圣惠镇也”；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重修育才馆记》镌刻“运城西北八里许，旧有育才馆”。

嘉靖四年（1525）以后至1644年明亡，使用“运城”的称名文献，笔者统计到的就是前述15篇。与此同时，仍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例如：嘉靖十三年（1534），巡盐御史余光砖甃“运城”北城墙，许讃撰《余公重修运司北城记》，标题和正文均没有出现“运城”和“运司城”。嘉靖十九年（1540），巡盐御史舒迁修葺了“运城”外城，阎朴撰《舒公建河东外城记》通篇也无“运城”和“运司城”出现。对比前述吕柟的两篇文章，同为政府修甃运城城墙，同样撰文纪念，所采纳的城市名称却不同，这应该反映了某种文化分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笔者将这些文章的撰写者统一视作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士或文化代表，这种称名的不同，自然就反映出了某种“文化分歧”。尤其是下述材料中，这种分歧更为明显。

三、明代有关运城的其他称名

元明清三朝，河东盐池的管理机构创设于路村村域范围内。入明以后，常以“路村”“潞村”或“路”来指称“运城”，即使明代成化十年（1474），“运司城”一名出现以后，也是如此。这类文献材料，笔者辑录了8篇，分别是：正德九年（1514）吕柟所作的《河东书院记》和正德十三年（1518）的《新修河东盐池禁门垣隍记》；嘉靖元年（1522）朱实昌撰写《除戎厅记》；嘉靖十四年（1535）马理撰《河东运司重修盐池神庙记》和万历七年（1579）《乔良相墓志》；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七年（1606—1609）刘健撰写《吴公新作东门记》和袁翱撰写的《吴公复盐池西禁门记》。其中，最为特别的一篇文章《新建正学书院记》，撰写于巡盐御史余光在任（1534—1536）时，全篇不仅没有提及“运城”和“运司城”，反而使用了“路村城”（1次）、“路城”（1次）、“路村”（2次）的称名，而且文中将“解州人”简称“解人”，对应的将“路村（城）人”简称为“路人”（出现5次）。

除此之外，明代文献中，也有将运城称作“鹾城”的，笔者辑录有5篇，分别是：明正德十年（1515）《河东张氏先茔之表》（碑佚拓片存），镌刻：“世为鹾城人”；现存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总司林公重葺运学文庙记》碑，镌刻“运学文庙在鹾城东南隅”；刘敏宽于万历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1598—1601年）撰《柱史汪公节金裕储记》，原文记作：“鹾城原设运储仓”；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曾舜渔撰《创建猗氏县涑水河桥记》，镌记“北过鹾城”及“夫猗处夏安鹾蒲间”；明崇祯二年（1629）的《刘月岩墓志铭》，镌刻为“吾家世居安邑鹾城”。

再有，运城市盐湖区出土的两方墓志铭表明，16世纪后期，将运城视作“圣惠镇”的观念仍在延续。笔者辑录有两篇：明万历五年（1577）《刘恒斋墓志铭》，镌刻有“刘氏始祖宋季卜居安邑圣惠镇”；万历九年（1581）《王屏墓志铭》，镌刻有“元季避乱，寓安邑之圣惠镇”。

四、一点总结

综上，笔者梳理归纳了手边嘉靖四年（1525）至1644年明亡时的文献材料。其中称名“运城”的文献总计15篇，有9篇集中出现在“1597年—1640年”，其余6篇出现在“1525年—1563年”。另外17篇采用“路村城”“路村”“鹾城”“圣惠镇”等其他名称，写作于嘉靖四年（1525）以后的有13篇，出现在“1598年—1629年”有5篇，其余8篇分布在“1534年—1581年”。由此，可以认为：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的明代万历朝中后期至崇祯时期，就书面和碑石文献来看，“运城”称名逐步成为主流文化。这一过程，折射了不同文化人士围绕“运城”称名所进行的“语词博弈”。同时也说明，明朝当地政府对此问题没有进行过行政干预。

最后要说的是，明朝的文献材料极其丰富，笔者不敢起竭泽之意。目之所见或仅有万分之一，更何况，言有易，言无难。本着助益运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心态，笔者援笔行文，提出了这么一点粗浅的认识和一种能够容纳未来新材料的分析框架，静待批评指正。

丁金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