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谈谈关羽的忠义精神

中华文促会常务副主席、湖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熊召政

祭拜文化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关公的形象在百姓心目中越来越“神”，越来越“红”。关公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崇高地位，这其中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我曾经用了9个月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考察三国遗迹，发现其留存数量高于许多王朝。我将沿途收集的资料整理后发现，最吸引游客眼球的竟然是诸葛亮和关羽这两个人物。

全国各地关帝庙星罗棋布，虽然对关羽和诸葛亮的祭拜之处都很多，但民间对关羽的祭拜超过了诸葛亮。民间与历史的记忆不同，民间重道德，历史重胜败。关羽自宋朝被追封为王，再到封神，成为众心捧月的英雄。这是与他同时期的曹操、刘备等三国人物远远不及的。

中国人虽然善于造神，但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会被奉为神祇，有的神时过境迁还会跌下神坛，因为老百姓不买账。

关羽被捧上神坛，有两个人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个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另一个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把“忠孝”二字定为立国之本。忠孝为本，耕读传家。这里面的忠孝是价值观，耕读是生活方式。

罗贯中正是在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创作出了主旋律作品《三国演义》。虽然是主旋律，但作品里人物个性鲜明、事件生动逼真，极具艺术魅力，塑造的数十位三国人物令读者印象深刻，在宏阔的历史画卷中显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这部作品贯穿的主要思想就是忠孝二字。诸葛亮和关羽，一个是文臣“忠”的代表，一个是武将“忠”的代表。而关羽忠孝立国的思想，左右了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的生花妙笔。

明代以后，关羽的形象借助《三国演义》广泛进入民间，这部文学作品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统治者在转折时期，总会期望关羽一样忠勇的英雄出现，挽狂澜于既倒，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宋徽宗为关羽加封，是要宣扬武将保家卫国、冲锋陷阵的义勇精神，寄托建设大一统国家的希望。

历史上比关羽早的荆轲、韩信，和他同时期的张飞、赵云，以及他后世的岳飞、韩世忠、史可法等等，都是负有盛名的英雄，但能如关羽一般被称为圣贤的却少之又少。

而官方的加封，也深得百姓认可。于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就形成了孔子和关羽一文一武两位圣人的形象，这是“政统”和“民统”双重力量推动的结果。

关羽不仅是英雄楷模，也成为社会的道德标杆，站在了民心的最高端，受到庙堂与民间的崇尚。

中国古代有“政统”和“道统”之分，我认为还应该有一个“民统”，用来衡量“政统”和“道统”的得失，验证“政统”和“道统”。审视中国的“政统”与“道统”对待关羽的态度，其实“民统”更倾向于“政统”，不仅是在操守方面，更表现在信仰上。

关公的义勇中，“义”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社稷为重、民心为本这样的家国情怀和操守；“勇”则体现的是能力，是国难当头的担当与选择。

清朝顺治帝将关公的“义勇”改为“忠义”二字，这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作为清军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面对内忧外患、民心极度不稳的国情，顺治帝尤其需要臣民对他和清朝的忠心。因此，在他亲政的第一年，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对于个人来讲，“忠”是针对亲人、家族、事业，“义”是针对朋友、邻里、公众，忠贞不二、见义勇为是老百姓崇尚的美德。同样这两个字，对于出仕的人来讲，“忠”是忠于朝廷、社稷，“义”是知廉耻、明是非、懂恩仇，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人的普世价值观，而关公文化得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佛家封他为伽蓝菩萨，道家封他为三界伏魔大帝……

明朝末年，一位落魄书生在北京正阳门外的关帝庙书写了一副对联，“汉封侯，晋封王，有明封帝，圣天子可谓厚矣；内有奸，外有敌，中原有贼，大将军何以待之？”就是说，强寇在外，国运岌岌可危，此情之下，呼唤关羽大将军归来保家卫国。这是对忠义的肯定，也是对英雄的呼唤。

无论是“政统”“道统”“民统”，都要护国、护道、护民心。我想，这就是关公崇拜文化形成的真正原因，也是忠义精神存在于世代的理由。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忠义精神都将与时代一起前进，忠义既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我们战胜任何惊涛骇浪的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