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时代的禹征三苗与稷放丹朱

传说时代，是缺乏当时的文献记载，但在之后的文献或传说中有所涉及的远古时代。

徐旭生在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提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截止在晚商以前，晚商时期因为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已经进入历史时期。因此，早商、夏以及更早的五帝时代，都应当属于传说时代的范畴。

传说时代的事迹，或许有的是从远古口耳相传下来，到西周以后才被陆续加以记录，但也不排除更多是由远古文本传承译写而来，在传说译写的过程中难免错漏虚夸或神话化。

考古学是解决传说时代古史的最根本手段。如果传说时代的那些部族集团真实存在过，就肯定会留下物质遗存，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篡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一个世纪艰苦的探索，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以陶器为中心的中国史前和原史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古史和考古对证研究的条件基本成熟。

回顾早商和夏文化的探索历程，以邹衡为代表的学者们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由已知推未知，由已知的晚商文化，上推至早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商文化。这些讨论的前提，就是考古学文化一定程度上能够与特定族属对应，或者与以某主体族为核心建立的部族集团或早期国家对应。从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记载中晚商王朝的王畿、四土、边疆方国，与殷墟文化中心区、亚文化区和影响区范围的基本对应，可知这一前提基本成立。但问题是，在传说时代，特定族属的时空范围难以确切界定，又如何与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对应？

有一种方法有可能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个难题，这就是考古学文化巨变和部族战争对证研究的方法。激烈的部族间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面貌上的巨变现象，这是特别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他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以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两个事件的考古学对证为例。

“禹征三苗”事件见于《墨子·非攻下》《古本竹书纪年》等。禹作为夏朝的实际创建者，居地当在黄河流域，而三苗一般认为在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湖北大部地区。

在大约公元前2100年之前的龙山前期，河南中西部的王湾三期文化地域狭小，而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石家河文化的范围几乎十倍于王湾三期文化。但到公元前2100年前后，王湾三期文化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南下，造成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的覆亡，这样的剧烈变化，绝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贸易等可以解释，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原和江汉之间大规模的激烈战争所致，可能正好对应“禹征三苗”事件。

“稷放丹朱”事件见于《古本竹书纪年》等。后稷即传说中周人的始祖。后稷与其母有邰氏姜嫄的居地，旧说以为在泾、渭水一带，独钱穆认为在晋西南地区。丹朱传说中为尧子，其始居地应该就在尧都。尧都有多种说法，最著名的就是“尧都平阳”，平阳或在晋南临汾。
公元前2100年之前，临汾盆地分布着陶寺文化，陶寺古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在石峁石城出现之前，曾经是中原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最大规模的中心聚落。但到公元前2100年以后的龙山后期，陶寺文化的繁荣戛然而止，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双鋬陶鬲，我曾经认为这与老虎山文化的强力南下有关，说明北方和晋西南之间发生了冲突战争，可能对应“稷放丹朱”。

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的大规模代替，只能是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分别和传说中的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事件对应，这就建立了古史和考古学对证的坚实基点。由于传说时代文字的缺乏，对传说时代古史的“证实”还只能是相对的，即使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据有很好吻合，所得“结论”也只是推论。五帝时代的探索如此，夏文化的探索也是如此。

传说时代古史期，恰是文明初创期，那些古代传说蕴含着先人们的珍贵记忆，那些考古遗存凝固了先辈们的智慧和汗水，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重视和研究，是学术界应有的追求和责任。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