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禖庙“乐楼柱子祀”辨

原艺文/文

    2007年1月5日，《河津风采》第三版曾经载发马正创同志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高禖庙‘乐楼柱子祀’”。文章对“乐楼柱子祀”的发现过程作了详细描述，并全文公布了“祀”的具体内容。作者并声称，“新发现的乐楼柱子祀原文是何人所写？所写内容是不是高禖庙的历史？······恳请······帮助考证”。如果不是出于一般的客套，我对作者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表示由衷赞赏，并不揣浅陋参与考辨，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

    首先摘录原文要点如下：

    一、“柱子祀”发现的时间：1976年10月连伯大队拆除乐楼时。

    二、柱子情况：柏木，长约1.5米，粗约20厘米，上有毛笔字书写内容（见后）；在场的本村郭用青先生曾就木柱上的内容，给木工师傅作过解释。柱子已丢失不存。

    三、“祀”上的文字被发现的情况：2006年也就是郭用青先生去世后12年这年春节前（距离柱子祀发现时间已三十年——本人注）郭老的孙子搬家时，在其爷爷废书中发现一个旧本子，本皮
上用木工画笔写有“乐楼柱子祀郭用青手抄”字样，当下并请其父郭建功看过，并立即交给高禖庙管委会。经辨认，这份“乐楼柱子祀”确系郭用青先生手抄。

    四、郭用青先生手抄“乐楼柱子祀”原文：

    时夏禹庚辰年后土村拜祀

    仲康丙寅年诵曰皋庙

    商汤丙申大祀祭拜诵曰高禖庙

    周名发丁卯仲春祀建乐楼

    泄心甲寅年重修

    魏黄初三年再此修葺

    晋惠元康再此重修

    大清嘉庆廿四年己卯乐楼后移三步

    （据王本立先生回忆，在上述款项后还写有捐资人名单。）

    五、作者对“祀文”的注释：

    1、夏禹，姒姓，颛顼孙，鲧之子。庚辰，公元前2067年。

    2、仲康，启之子。丙寅，公原前2022年

    3、商汤，名履。丙申，公元前1582年）

    4、周武王，名发，西伯昌之子。丁卯，公元前1046 年。

    5、周灵王，名泄心，甲辰，公元前557年。

    6、魏文帝，曹丕。黄初三年，公元557年。

    7、晋惠帝元康，公元222年。

    8、大清嘉庆廿四年，公元1819年。

    六、作者对这个手抄祀文的看法：所抄八款，除最后一款“大清嘉庆······”有现存碑文可证外，其余七款均系新的发现。作者还引用这个现存碑文上的话：“考庙中古碑记传自宋元以来皆言重
修不知肇自何时盖庙之建于兹土也故不知几千百年矣。”并称“该碑文也未涉及其余七项”。又并称碑文撰写者为郭用青先生的先祖郭步文先生。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摘要其文，一则因为此文发表的时间距今已久，看过的人未必都还记得清，何况还有许多未曾看过的；二则因为这样做便于把问题讲清楚，也有利读者分辨是非；三则这
个发现非同小可，不仅事关高禖庙历史，也事关河津历史，甚至事关能否对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有珍贵价值的信史。对这一可能惊天动地的“柱子祀”，我们怎敢不小心翼翼对待？

    以下，就谈谈我的看法。


一个可怕的“矛盾”

    依作者马正创先生所讲，在“柱子祀”中，只有第八款所记“大清嘉庆廿四年己卯乐楼后移三步”之内容，“有现存碑文可证，其余七款均系新发现”。又说，“该碑文（也）未涉及其余七款”。这里所讲的“现存碑文”，指如今尚存的立于大清嘉庆年廿四年的那块碑的碑文“重修后土庙碑记”。确实，这篇碑文完全可以证明柱子祀第八款所记内容之真实可信，何况二者书写时间又是在同一年间。但我以为，恰恰是因为这个“同一时间”及“有现存碑文可证”，反而暴露出一个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矛盾，并将读者一下子置于五里迷雾之中。为什么这样讲呢？道理很简单，这就是，既然
柱子祀的书写与碑文的书写发生在同一时间，当时撰写碑文的郭步文先生理应清清楚楚看见已经拆下来的柱子祀上所记前七款内容，也就是说，他对高禖庙乐楼的创建及前几次重修情况应该了如指掌，那么，他又为何要在碑文中发出高禖庙“自宋元以来皆言重修不知肇自何时……不知历几千百年矣”的慨叹？又为何在碑文中不去涉及那个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绝无仅有的“前七款”之记述？有这种可能吗？既然没有这种可能，那么有可能的只能是一种最可怕的情况：“柱子祀”不存在，抑或“手抄”有致命的失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你又叫人该相信“柱子祀”上其言凿凿的记载呢，还是相信“现存碑文”上“不知肇自何时”的说法？假如让我去选择，我宁可相信“石头”的“发言”，因为它现在还活灵活现地“活着”。

四个找不到的“年干”

    假如这一“柱子祀”真的存在，那么对于该文注释之前四条的准确度及可信度，我亦表示怀疑。注文中称“夏禹庚辰”为公元前2067年，夏仲康丙寅为前2022年，商汤丙申为前1582年，周武王丁卯为前1046年，时间之具体，玄乎甚矣，但我不知道这些个具体年限都是怎样确定的。依据2000年出炉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所示，连夏朝建立的时间都是“大约”在公元前2070年，更何况自夏朝以下至商朝前期即盘庚迁殷前，皆无帝王具体年表存在，那么试问，那个“庚辰”“丙寅”“丙申”都是怎么得来的？至于“周武王丁卯”这一年干，虽说此时已经有年表可查，但以武王元年乙未年推算，因武王在位仅四年，在这四年间根本就不存在“丁卯”，所以，这一条也无着落。

两个不应该出现的帝王名字

    柱子祀中第三款之“周名发”、第四款之“沁心”字样(“名”字估计是衍文)，虽然“周发”可以释为“周武王发”（武王姓姬名发），“沁心”可释为“周灵王沁心”，但是这种记法，与古代帝王称号之历史习惯记法显然不相符合。夏商时称历代君主，一般采用朝代+名子(夏朝)或帝+帝号（商朝）的方法，如夏朝的夏启、夏桀，商朝的帝外丙、帝辛等。而到了周代，已经开始采用朝代+谥号的方法，如周文王、周武王等，所以，像“周发”这样的记法一般不会出现。

几点提议

一、有没有可能忆起柱子祀上毛笔字的字体，是篆书？隶书？还是行书、楷书等？是出自一人手笔，还是多人？如是多人又是几人？

二、进一步核实和辨认手抄字迹的原样本，必要时可将其彰示报端，以便共同推敲。

三、希望有兴趣的同仁们共同关注这件大事，以利家乡人文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