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河东

条山苍，

河水黄。

浪波沄沄去，

松柏在山冈。

——韩 愈

每当读到这首赞美蒲州山河的豪迈诗歌，一种文化自信袭上心头，不由得想起它的作者——韩愈（768—824）。韩愈世称“韩文公”，唐代大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学生时代，我们就学过他的杂文《师说》《马说》，耳熟能详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佳句亦出自他口。我的家乡永济市虞乡镇，是另一文豪柳宗元的祖籍。历史上“韩柳”并称，皆文坛泰斗，故对韩愈也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几年前，当得知韩愈的故里在河南孟州，那里有个韩园，永济又有个柳园，虽两地相距280公里，但还是产生前往拜谒的强烈愿望。

孟州朝韩

2021年“五一”，我怀着崇敬的心情，驾车前往今属焦作市的孟州市。到达苏庄村时，天已大黑。借着灯光，隐约看到村中有长长的文化墙，要么是韩愈简介，要么是他的诗文。确认是韩愈故里无错。村民行师傅得知我们来意，热心地带我们参观村中的韩愈纪念馆。走进纪念馆，墙上精致而连续的图片和文字，扑面而来。伫立墙角的雍正七年（1729）古碑《重修兴隆圣母殿宇兼金粧神像记》首句“苏家庄，旧属尹村，唐韩文公故里也”，直接证明了苏庄为韩愈故里。岁月失语，唯石能言，碑就是有力证据！我想，一个村庄有这么一个专属纪念馆，可见当地人对先贤何其敬仰和珍惜！

翌日，我们重点参观韩园（韩愈陵园）。韩园位于孟州市区西6公里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祠墓合一，规模宏大，是缅怀先贤的理想场所。门前的介绍语加深了我对韩愈的认识。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州市）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谥号“文”，又称“韩文公”。首倡古文运动，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千年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并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

韩园始建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距今1200年。园内古柏参天，碑刻林立，文韵浓郁。园中央的韩愈雕像，目光炯炯，直视远方。其果敢勇毅的身姿，使我想起了闻喜县裴晋公祠前裴度雕像的模样。而大唐宰相裴度恰恰是韩愈曾经赞颂过的平定淮西叛乱的领导者，就是著名的“李愬（大将）雪夜入蔡州”事件当事人，韩文公时任行军司马，是平叛的亲历者。班师回朝后，帝大悦，封裴度为晋国公，升韩愈为刑部侍郎。

“伯乐”董晋

孟州归来，我用心搜寻韩愈与永济关联信息，陆续发现不少，概括起来就是“五人七文二诗”。五人为商末义士伯夷、蒲州籍大唐宰相董晋、虞乡籍文学家柳宗元、虞乡县令张圆、蒲州籍大唐诗人杨巨源；七文为《伯夷颂》《太傅董公行状》《柳宗元墓志铭》《祭柳子厚文》《柳州罗池庙碑》《唐韩愈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送杨少尹序》；两首诗是《迎享送神诗》《条山苍》。

古虞乡县曾有韩文公庙。据《虞乡县志》记载：“韩文公庙在董村。董村，唐丞相董混成故里。丞相在汴，雅善文公。丞相卒，文公护丧归葬，又述行状……”据董村乡贤韩天保老师回忆，文公庙位于三郎庙内，就在今天董村元代戏台西北30米左右的位置。如今文公庙三郎庙俱毁，仅存三郎庙戏台。董村何以有韩文公庙？除了与唐丞相董晋（董混成）有联系的原因外，我想文公本身就有保佑村民文运昌盛的普遍用意。全国乡村立文公庙的还有不少。另外，董村东南，有董公大墓，应为董晋先祖墓冢。

依照县志所言，就在护丧董公时，韩公来过虞乡。望见横亘在南面的莽莽中条，松柏蓊郁，层峦叠嶂，再回想起渡过黄河时看到的奔腾与浩淼，遂写下那首歌咏古蒲州的不朽作品《条山苍》。其实，早在贞元二年（786），寓居在外的18岁的韩愈就离开宣城，只身前往长安，中途专程赴河中府（今蒲州）投奔族兄韩弇，想得到河中节度使浑瑊的推荐。但这次蒲州之行没能实现愿望。

离开蒲州后，从贞元二年到十一年，在长安，他先是参加四次由礼部举行的省试，才算取得了进士资格；后又参加三次由吏部举行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却屡屡失败。其间，他还三次给宰相上书，均未得到回复。可以想象，此时的河阳小伙，一个胸怀大志的热血青年，他的心情实在是糟透了！一代俊杰，一筹莫展；一介布衣，前路茫茫。

韩愈只好离开长安，到东方去。贞元十二年（796）七月，在汴梁，命运中的伯乐出现了！韩愈受到宣武节度使董晋的推荐，获得秘书省校书郎职位，出任宣武节度使观察推官，成为董晋的幕僚。然而不到三年，贞元十五年二月，董晋逝世。韩愈扶董灵柩回虞乡归葬。后来他回长安，历官刑部侍郎、兵部侍郎，晚年任吏部侍郎，故后来有了“韩吏部”的称呼。但不管怎样高升，起步还是董晋的扶掖。董晋是他的第一位伯乐，是他久久等待的贵人。出于敬仰和感恩，韩愈还亲自为董晋写下《太傅董公行状》。

行状是叙述状主生平事迹、旌扬死者的文体，一般介绍比较详细。韩愈在行状中突出了董晋的三件事：一是出使回纥，折服其锐气；二是诏谕李怀光，阻其反叛中央；三是入汴州，制止其首领叛乱，把汴地治理得井井有条。韩愈的文章使董晋忠臣、能臣、贤臣的形象凸显眼前，其核心弘扬了董晋维护国家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正义行为。这也是韩愈的一贯主张。鉴于前期遭遇，后又获董晋赏识，前后对比，韩愈深刻体会到伯乐的重要性，于是写下了针砭时弊、振聋发聩、影响百代的《马说》。

韩柳佳话

再说他与柳宗元的关系。历史上有多个韩柳同在的文学集体称号，同属古文运动的首倡者，又是运动的主将，获得了“文起八代之衰”（苏轼语）的权威评价。到底是哪八个朝代呢？又何以称“衰”呢？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凡600年。这中间，只重文采、言之无物的骈文盛行，相对先秦诸子形神兼备的散文，内容上缺乏骨力，在文风上呈现一种衰落的景象，故称“八代之衰”。其实，即使是唐前期，社会上骈文色彩还是非常浓厚的，比如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唐韩柳二人，对那种不实文风大加挞伐，不仅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而且身体力行地写出形神俱佳的散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故称“文起八代之衰”。他们要恢复的先秦散文被称为古文，所以这场文学革命被称为“古文运动”。

平心而论，骈文并非一无是处。骈文由西汉的赋发展而来，其特点不仅多用对偶句、四字句或六字句，而且喜欢修饰，辞藻华丽，讲究押韵，美感很强，可谓“锦心绣口”，也因此受到人们喜爱。试想文章如果没有文采，平铺直叙，味同嚼蜡，有谁会喜欢呢？问题是骈文走向了极端，影响了思想感情的正常表达。韩愈不仅在文体形式上“复古”，而且在思想上要求恢复儒家道统，二者形成互为里表的完美结合，故能彪炳文坛。

从年龄上看，韩愈生于768年，柳宗元生于773年。韩比柳大5岁，又比柳晚辞世5年，柳宗元活到47岁，韩愈享年57岁。从两人的命运看，韩愈40岁前经历波折，之后苦尽甘来，人生开挂，官越做越大。柳宗元则相反，前33年一帆风顺，风光无限，后14年风云变幻，惨遭贬谪，越贬越远。柳宗元少年得志，他两次通过的考试，韩愈却考了八次，真是好事多磨啊！柳宗元出身于豪门大姓，而韩愈则出身于平民家庭。

比较二人经历，多有相同。他们不仅是一对情深义重的好朋友，也是一对文章挚友、思想挚友。两人工作曾有交集。贞元十九年（803），韩愈任监察御史，柳宗元恰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他们成为同事，但两个月后，韩愈因上疏揭发隐瞒关中大旱的**反遭贬谪。两人都有蓝田县的经历。当年，29岁的柳宗元担任蓝田县尉。贞元十四年，韩愈因谏迎佛骨得罪皇帝，左迁潮州刺史时途经蓝田，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传世佳句。两人在顺境时，绝不阿谀谄媚，逆境时都善于反躬自省，以求东山再起。还有，他们都有两次遭贬经历，却也都善于转化痛苦，把生活中的磨难化作艺术的享受，为后世留下千年清香，也都因为造福一方，成为当地人民敬奉的神祇。

柳宗元临终前，请挚友刘禹锡整理其文集（即后来的《柳河东集》），又请韩愈执笔书写墓志铭，以存其生平大节。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么说：“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此外，韩愈还写了一篇《祭柳子厚文》，表达对柳子早逝的同情，声泪俱下，言辞痛切。

柳宗元逝后第二年，柳州百姓为他修建了衣冠冢，又在城东建起了一座纪念柳宗元的罗池庙，韩愈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并附作一诗《迎享送神诗》，赞誉了柳宗元刺柳期间的诸多功绩，以及罗池庙建立的缘由，并请书法家沈传师楷书书写，是为“沈碑”。可惜，这块碑早已不见踪影，幸而有拓片传世。

倏忽，二百年过去，有过屡遭贬谪的北宋大家苏轼，同情柳子的痛苦经历，欣然书写了韩愈罗池庙碑中的《迎享送神诗》。苏轼离世一百多年后，南宋嘉定十年（1217），有识之士在罗池庙立苏轼书法碑。因诗的开头有“荔子”二字，故称“荔子碑”。因“柳事韩文苏书”，三位文豪罕见聚首一碑，世称“三绝碑”。此碑不仅是研究韩愈、柳宗元的珍贵资料，也是河东、河阳携手千年的不朽见证。

文图伯夷

在孟州城内逗留期间，我如愿以偿看到了“韩愈大街”的路标。在街心公园的一面墙上，还意外发现南宋李唐所作《采薇图》的浮雕，初见不解其意，后来才知，画家李唐原来也是古河阳人，与同期永济籍画家马远同属“南宋四大家”。《采薇图》反映的是殷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的故事。当周武王姬发率军灭商时，夷齐兄弟叩马谏伐，认为臣子造反，大逆不道。姬发不听，灭殷后建立了周朝，夷齐决心不吃从周朝土地上长出来的粮食，于是隐居首阳山，以采食野菜充饥度日，最后双双饿死山中，临死前还作了一首《采薇歌》以示不屈的志向。今永济首阳山尚有伯夷叔齐墓。

韩愈与伯夷也有联系。在韩愈的时代，传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自源于异域的佛教。韩愈是儒家道统的坚定维护者，反对破坏统治秩序的藩镇割据，而商末周初的伯夷叔齐，又是坚守尊卑秩序主张的典范，为此韩愈写下著名的《伯夷颂》。此文被勒于贞珉，竖立在永济西南首阳山头的二贤祠内，被称为“韩吏部颂碑”。现祠虽毁，当年韩碑的位置却标注在《山西古迹志》内《蒲州二贤祠示意图》上。原碑亦佚，但由唐朝书法家杨汉卿所书碑文的拓片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大唐韩愈与南宋李唐，河阳的两位文化巨子，一个用文字，一个用画笔，以不同形式仰慕着首阳二贤。一文一图可谓河阳双子留给永济人民的两份大礼。

此外，《虞乡县志·名宦传》载：张圆，偃师人，有吏才，为河中府法曹参军，先后兼虞乡令、河东令。后又摄绛州刺史，能闻于朝。元和四年卒于汴。友人韩愈为墓碣铭。《虞乡县志》收有《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全文，这是韩公永济信息的又一发现。大唐蒲州诗人杨巨源，写过“若得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传世名句，系贞元五年进士，官至少尹。824年，杨公年满七十，不恋名利，主动让贤，辞官归里，得到韩愈的高度赞赏。韩愈为其写下《送杨少尹序》，让后人记住了杨巨源。这是韩愈与永济情缘的又一续篇。此文撰毕不久，韩愈便去世了。

“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赵朴初语）广东有座韩山师范学院，自信地理知识储备还行的我，曾为此感到困惑不解，知其办在潮州市，才恍然大悟。“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819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潮州8个月。韩刺史和当年柳刺史一样，在那里兴学育才，造福当地，使蛮荒的潮州成为人文鼎盛、重礼崇儒的“海滨邹鲁”。

作为河东人，我们同样应该感谢这位文公，他为柳子故里、为大美中条增加了一道亮丽的文化光彩！沐浴韩公诗文的光芒，蒲州、潮州、孟州，与荣耀同在，与日月同辉……

傅晋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