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盒饭 杨星让 散文

1961年，我8岁，该上小学了。

村子小，但也有一所初级小学。学校设在家庙里，也就是我们的杨家祠堂。这其实就是一座农村典型的三合院，三间北房和东西各三间厢房。东西厢房是大队部，北房东边一间是老师的办公室兼卧室，剩下的两间便是我们的教室。桌子、凳子是学生自家里搬来的，毕业后再搬回去。两间教室，四个年级，一年级坐在最前面，依次类推，最后面便是四年级了。

北房的西边矗立着两通石碑，相对应东边也应有两通石碑才是，但现在没有了。东墙角垒了一个字纸炉，上面贴着一张纸条：敬惜字纸！

两座石碑很高大，字迹清晰，碑文肯定和杨家有关系。可惜那时年龄太小，哪里懂得碑文上刻的什么内容。我们只是拿一张白纸，用手摁在碑上，拿铅笔涂画，便拓出字来，也只是因为好玩。石碑还有一个作用，挨了手板，手掌红肿，火辣辣地疼，贴在石碑上，冰凉冰凉挺舒服，减轻一点疼痛。

我上学时，学校新调来一位老师，姓王，名文正，三四十岁的年纪，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左上衣口袋插着一支钢笔。那个年代的老师基本都是这样的装扮，留着分头。但王老师不是分头，而是光头，这让我们有点诧异，也因此把他的年龄看大了一些。王老师还有一点与众不同，就是他不像别的老师抽纸烟，而是像村里的老汉一样抽旱烟。他有一支旱烟袋，烟锅是铜的，烟嘴是白色石料子的，一节竹子烟杆上吊着一个黑色烟布袋。王老师打学生，便不用那支木板，而是用烟袋锅敲。哪个学生调皮捣蛋了，王老师便用烟锅在学生的头上“梆”地敲一下，很疼，有时会鼓起一个小包。

王老师是一位好老师，他首先纠正我们的一些不良习惯。在上学之前，我们都在村里的幼儿园待过。幼儿园老师是村里有点文化的妇女，教我们认字写字。我们歪着身子，本子斜着，写字的笔顺随心所欲，养成了很多坏毛病。王老师要求我们写字时，身体必须坐端正，本子必须摆放得端端正正。写字的笔画一定要正确，比如写女字，我们以前两笔就写成了，王老师教我们，女字是三笔。写毛笔字，握笔姿势很重要，笔要握紧书写。王老师常常搞突然袭击，站在你身后，趁你不备，猛然抽你的毛笔。你如果没有握紧，毛笔就被王老师抽走了，你的手心里只留下一团黑。王老师的启蒙教育，让我受益终生。至今我写作时，稿纸必须放端正，身体必须坐直，写字的笔画必须正确，这都得益于王老师的教导。

王老师的课讲得好。那时小学课程虽然只有语文、算术这两门，但王老师讲课风趣幽默生动，学生特别喜欢。我们是复式班，四个年级的学生都在一个教室里，怎么能做到互不影响呢？王老师给我们上课，身后的黑板上是给四个年级出的题或是讲课内容，但学生看不到，因为黑板让四块纸板遮挡着。给一年级讲课，一块纸板轻轻滑落下来，露出了黑板上的粉笔字。给二年级讲课时，前面的纸板又滑了上去，另一块纸板滑下来，正是二年级的教学内容。三年级、四年级也是如此操作。

神奇的是，王老师并不回头看黑板，那些控制纸板移动的白线，从王老师的衣领上穿到衣袖里，线头缠绕在王老师的手指上。王老师用手指操控着身后的纸板，我们坐在下边是看不到那白色棉线的，只感觉那些纸板是自己在滑动，像魔术一样神奇。

王老师在我们村待了四年，正好是我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四年时间。1964年我初小毕业，升入高级小学，到镇上去读书了。由于王老师教得好，我们村的学生各班抢着要，成了香饽饽。

万荣农村人行门户，最重的礼是抬食摞，其次是条盒、捧盒。还有一种便是提盒，它小巧玲珑，是一个袖珍版的食摞。

提盒，在我们村的功能是给老师送饭。

提盒与食摞一样，也是三层。下面一层较深，主要放主食，中间一层放菜肴和筷子，最上面就是提盒盖了。主食有馍馍、面条、包子、饺子等，菜一般都是三样，还有一碟油泼辣子，这是必不可少的。主食如果是面条、包子、饺子，也必须再放上一两个馍，老师吃不吃都要放。老师每次吃完饭，提盒里最少都会剩一个馍，这表示老师吃饱了，饭剩下了。

提盒是黑漆的，盖子的底沿上有一圈红漆。抬提盒的棍子中间黑色，两头红色，很像是孙悟空的金箍棒。与提盒配套的还有一个紫铜罐，一个紫铜勺，紫铜罐是盛汤的，一般盛米汤，偶尔也有汤面之类。

我们村比较富足，人称“小阎景”。村子不大，文化人不少，当教师的就有十几个。村里人很敬佩文化人，尊师重教的风气浓厚。

管老师饭，家家都是极其用心，倾其所有，拿出全部精力筹备老师的饭菜。轮到这家管饭了，先打听上一家是什么饭食，自家一定要比上一家更好才满意。

提盒，顾名思义是提着。但我们给老师送饭，是两个学生抬着提盒，一个学生提着铜汤罐跟在后面。三个娃娃行走在村巷里，小提盒抬出了大食摞的感觉，颇有一种仪式感，显得无比庄重。

难怪母亲心心念念想让哥哥当个小学教员，吃上提盒饭。

我们的王老师，吃的就是提盒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