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先贤爱植绿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在这万物复苏、春山可望的季节，人们纷纷走进大自然，走进田野乡间，广植树木，广培绿色，为美丽的家乡增添一抹抹新绿。

树木能给人类提供大量的生活物资、生产原料。其中有香甜美味的果实，有清香的茶叶，有珍贵的药材，还有用作建筑的木材等等。

植树造林不仅可以扩大山林资源、增加森林储量，还可起到防止水土流失、调节气候、修复生态、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子孙的善举。所以，我们的先人都很懂得这个道理，历来重视植树造林。

早在先秦时期，统治者就设有专门“山虞”或“林衡”的官员来掌管国家山林。山虞主要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对树木的栽种、砍伐予以决策。林衡职位相对较低，属山虞领导，其职责是巡视山林，执行禁令等，相当于现在的护林员一类。春秋战国时期，即使是在诸侯混战、四方割据时，植树依然盛行。先秦《礼记》中记载：“孟春之月，盛德在木。”

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后，曾颁布法令在道旁植树，地方官员积极遵行，并采取多项奖励措施，鼓励百姓植树造林。《至言》中记载：“秦为驰道于天下，道广五十步，树以青松。”

西汉时期，拥有很多树木的人，财富可以与千户侯相比。在已发现或出土的秦汉时期的壁画与画像石、画像砖中可见到大量的树木形象，可见当时植树之盛。

隋朝时期，隋炀帝虽负荒淫无道的万古骂名，但也非常重视植树造林，在植树方面很有建树。他特别酷爱栽植柳树，曾下诏令民间每栽活一棵柳树，赏细绢一匹作为奖励。

到了唐代，朝廷下令，凡驿站与驿站之间、各地通衢两旁，都要种上树木，以荫蔽行旅。同时规定，王公以下都留有“永业田”，相当于现代的“自留地”，每家或每人都必须在永业田中种上一定数量的树木。

宋元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根据植树多少把百姓分成五等，并下令凡是垦荒植桑枣者，不缴田租；对率领百姓植树有功的官吏，可晋升一级。这就足以说明朝廷对种树的重视。元世祖忽必烈颁布《农桑之制》规定，每丁岁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宜者，可种榆、柳等。同时要求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失职或审报不实，按律治罪。

明清时期，植树造林规模有更大的发展。明太祖朱元璋，有“植树皇帝”之称，到他病逝后，全国各地栽种树木多达几亿株之多。清朝初期，朝廷要求地方官员劝谕百姓植树，禁止非时采伐和牛羊践踏及盗窃之害。鸦片战争之后，一批有识之士提倡维新，光绪皇帝曾诏谕发展农林事业，兴办农林教育。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是近代史上最早意识到森林的重要意义和倡导植树造林的人。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在1912年5月就设立农林部，下设山林司，主管全国林业行政事务，1914年11月颁布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森林法》，1915年7月又规定将每年的“清明”定为植树节，全国各级政府、机关、学校都要到指定地点、选择树种，参加植树节活动。

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日，也是我国的植树节。植树节的设立是为了缅怀孙中山先生的丰功伟绩，意指孙中山先生生前的遗愿得以在新中国实现。人民群众为此发愤图强，锲而不舍，持续不断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绿化祖国大好河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