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范大队蹲点的那些事儿——王志英作品

       卸任王范公社党委书记已经40年了，但心里总还掂记着那里的人和事，特别是想起当年的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我就觉得特别亲切。

       一次，县上要求推广“棉花埝上栽红薯”的经验，群众想不通，我也没强来，当时我蹲点于王范大队，就让党支部书记张令太在他的几亩水浇地里先做个试验。结果，那年秋天，他的棉花不但没有减产，反而一条棉花埝上多产了几大车红薯。我便审时度势，立即在令太地里开了全社“棉花埝上栽红薯”现场会，第二年便很顺利地推开了。谁知，第三年上面却突然下令：棉花埝上不准再栽红薯。我茫然，群众也不愿意买帐。怎么办？我想了想，没有强来，实际上采取了“不禁”的态度。那年秋天，棉花红薯双丰收，到处是磨红薯粉的，做红薯粉条的，农民喜上眉梢，我也乐在心头。

       当时，王范是靠天吃饭的。可是有一年，冬天无雪，春天无雨，正在发愁棉花无法下种时，老天爷突然下了一场小雨，我便立即发动群众“抢墒下种”。既然是“抢墒下种”，就难免出现“缺苗断垄”现象，而且是很严重的缺苗断垄。有心毁了再种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有心进行补种吧，又怕出现“爷爷孙子几辈苗”现象。怎么办？我和公社农科站几个人就在我蹲点的王范七队棉花试验田里搞起了吴吉昌芽苗移栽的试验。成功后，便以公社名义，在王范召开了“芽苗移栽现场会”；又让农科站立马培训了一批“芽苗移栽技术员”；尔后，我们一班人又和农科站技术员又分片包干从早到晚都泡在棉花地里，一边检查验收，一边手把手地教给群众新技术，终于闯过了棉花全苗关。

       又一次，王范大队组织小麦生产检查，我包的第七队在全大队排列倒数第一，我着急了，便跑到县里，利用各种关系，联系到了许多“氨水”，并日夜在地里监督社员浇水施肥赶队。“那个井台那个人值班王书记的心里都清清楚楚，如果你不按时浇地，他就会从被窝里把你叫起来”的说法就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候留下来的，其实，我的记性并没那么“神”，只是干过那么几次，就在群众中传成了“佳话”。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小麦收获时，七队产量竟在全大队名列前矛……也是在那场“小麦赶队”的战斗中，我认识到了“氨水”的神效，我又一次以公社名义，在王范大队召开了推广“氨水”的会议。会后，各村府厦雷厉风行建立起了储备“氨水”的储备“窖”。

       1972年，因为水位下降，王范河滩地的浅井已经无法正常使用，遇到三伏大旱，老百姓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庄稼严重受损。为了打破缺水的瓶颈，公社党委计划狠抓一下水利建设，当务之急就是要试打几眼深井（原来都是浅井），在哪里打呢？就在我的点子上——王范七队打。我想，如果能在七队成功，全社就要大打一场“水利翻身仗”。于是，我和张令太跑到县水利局请来了工程师常远航。常远航一进村，就到七队蔡伦碑附近考察，远看近瞅，又经查询资料，入户走访，又从蔡伦碑开始往鸣条岗上全面勘察，最后决定在鸣条岗上支架开钻，终于在政府资金扶助下，王范七队在鸣条岗上打成了第一眼深井。初步尝试的成功，大大调动了群众办水的积极性，公社便在王范村召开了“大办水利誓师大会”。短短两年间，全社就在峨嵋岭和鸣条岗上打成了十几眼深井，又在河滩地打成了一百多眼中层井，彻底改变了王范公社水利落后面貌。

       在吃饭问题上，我一直坚持在社员家里与农民同吃一锅饭、同喝一壶水、同议一村事，几顿饭下来，就把民情民意了解得一清二楚。期间，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我原本是在七队吃派饭的，但一队社员要求我也到他们队吃吃派饭。我同意了。首顿饭是在一个老婆家吃的。她还没有管过公社书记的饭，因此就非常在意，专门跑到供销社割了一斤羊肉，给我做了一顿羊肉胡卜。谁知，我吃起来生生嫌嫌的，一问才知道我不吃肉，而又盛情难却，难以启齿。她后悔死了，立即跑到七队去打听，一问才知道我爱吃咸菜和大葱，从此，一队人管我的饭，就不那么当回事了，只要有两个素菜、一个咸菜、一个辣椒碟、两根大葱就行了，群众这才如释重负，说“原来王书记就这么好打发啊！”

       在劳动上，我既是一名社员，又是一位领导，始终坚持“通过劳动领导劳动”的办法。特别是平田整地的那两年，我几乎天天早上轮流在各大队拉车平地，从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再骑着自行车跑遍其余12个大队，掌握面上情况；晚上还要到田间井台检查浇地情况，群众也说我“不像一个公社书记，整天和我们摸爬滚打在一起，没有一点儿架子！”我也觉得我同王范群众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思前想后，我觉得这种感情还是来源于与农民的“同吃同住同劳动”。

       “同吃同住同劳动”，使我受益匪浅，让我这个“黑脸书生”变成了农业行家，也让王范公社有了一支革命化的大小队班子。在这个班子的带动下，王范公社基本实现了农田水利化，也创造了“粮食生产先进社”和“百斤皮棉第一社”，究其原因，还是那句话：领导干部要彻底放下架子，蹲点驻村，并与农民实行“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