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山水文之“奇”

柳宗元山水文之“奇”
(王志清)

柳宗元山水文，其开创性意义堪比谢灵运开创山水诗。柳宗元存诗160余首，存文600余篇，其中50余篇是山水记。这些山水记最能表现其美学思想，彰显其人格风骨。《唐宋诗醇》说“谢灵运游山诗、柳宗元山水记素称奇构”。那么柳宗元山水文“奇”在哪里呢？

以怪为美的旨趣。《柳宗元集》中所收山水文，基本上创作于作者贬官之后。柳宗元乃河东人，河东乃唐时的中都，其热闹程度不逊于两京。他在被贬永州前，生活于膏粱锦绣之中，出入于巍峨宫殿，穿行于繁荣街市，游宴于精致园林。因贬谪进入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幽闭于一个恶劣而狭小的空间里，忍受着常人不堪忍受的落寞孤独。野莽蛮荒给了他刻骨铭心的感受，形成了以怪为美的审美取向，美人之所不美，容人之所不能容。他的这类山水文取材荒野，所记皆名不见经传的山石溪涧，那些常人眼中恶劣丑陋的山水，于其目中，“山皆美石”，四时皆宜。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所记乃一块弃地，是一块人皆“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的弃地。这些山石“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的丑怪之处，却让他感到美不胜收，美不可言。柳宗元的山水记，多使用这种套路：所记者皆人所不识的丑陋朴拙山水。而这种人“未曾游”“未能至”的“异地”，却让柳宗元不断发现。柳宗元“自肆于山水间”，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美，获得了别人不能获得的发现美的惊喜，这是因为他于恶劣荒野中“发现有生的意味”，而“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柳宗元这些“以怪为美”“不合于俗”的山水文，以其独特的观照与书写视角，生动表达了他对自然美的独特感受，熔铸进作家的身世之感而喷吐抑郁不平之气；不仅具有征服荒野与孤寂的强悍精神，而且表现出排解郁结的慰藉与发现异美的喜悦，表现了诗人对生活、对生命、对人生、对人世的痛切肌肤的思考。读者最易于感受其抑郁情怀。

以乐写哀的反讽。柳宗元在《与李翰林建书》《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等给朋友的信中说，荒野威胁着他的生存，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以至“行则膝颤，坐则髀痹”。全篇不足200字的《囚山赋》，字字写险恶，永州四围高山环合，如牢如柙，原以为就三两年的放逐吧，哪里想到一贬就是十年，像兽一样被牢柙。他怒不可遏地发问：“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但是，他在山水文中则往往表现出与其真实本意恰恰相反的一种特别豁达。明明是痛苦不堪，却说适意非常；明明是倒霉至极，却说十分庆幸；明明是渴望返京，却说胜意山林。他畅游蛮荒而以荒野为僚友，似乎忘却所有仕途失意，因此，所见俱美，苦中作乐，“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始得西山宴游记》）。“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钴姆潭西小丘记》）“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始得西山宴游记》）“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钴鉧潭记》）“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窅窅，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余无召公之德，惧翦伐之及也，故书以祈后之君子。”（《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柳宗元似已能够直面荒野而与之和平相处，“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愚溪诗序》）。

这种反讽手法的运用，更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感染力。然而，柳宗元毕竟是个“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斗士。因此，读柳宗元的山水文，需要透过其字面，透过其轻松而富有诗意的描写，结合上下文语境乃至其身世与其他文字来了解其用意，而真正抵达其内心，理解其文章的真正意旨。明代茅坤就说柳文“悲怆呜咽之旨，而其辞气环诡跌宕，譬之听胡笳，闻塞曲，令人肠断者也”。

以诗为文的妙笔。柳宗元本质上是诗人，其山水文，以诗为文，语言奇崛，寄托深婉，意境诗化。柳宗元用诗的语言来写山水文，其文多用短句，骈散相间，节奏明快而简练生动，且虚实结合，意趣横生。他这些山水文如诗如赋，整饬俳俪，音韵和谐，具有诗歌所特有的韵律美、节奏美与视觉美。《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全文仅193字，而仅用了166个字就将游览小石潭的全部过程、小石潭的曼妙景色描绘得淋漓尽致。“空游无所依”五字，状物妙极，写游鱼，亦是写潭水，潭水澄澈，几让人误以为鱼在空气中游动。他的山水文，多在三百字左右，凝练精到，准确传神，吸取了骈文的长处，而确有“漱涤万物，牢笼百态”之精妙。茅坤云：“古之善记山川，莫如柳子厚。”信然。

柳宗元的山水记，也是“江山之助”的产物，属于“山水抒愤”类，写景状物，寄托深婉，成为柳宗元投荒十余年的美学日记，也是他生命哲学的诗意书写。诗人自己说，他在游西山后，“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其《愚溪诗序》围绕着山水命名说事，将其周边所有的山水外物一应俱以“愚”名之，然后从溪到人，转而说自己之愚，“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文之最后，由贬溪转入赞溪，由自贬转入自赞，“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诗人获得了人生之大喜悦，获得了生存的大觉悟，于是喜不自禁地写道：“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而《小石城山记》，则先详细描绘了小石城山的形状、布局，惊叹山石树木疏密仰伏如高明设计师精心布置一般，然后猛然一转而为关于“造物主之有无”之哲学命题的讨论，曲笔深婉，波澜层生，生动反映了作者思想交锋的过程，表现出不信命运的主体意识，流露了摆脱现状而“一售其伎”的渴望。

诗化意境体现了柳宗元山水记的创作睿智，也是其山水文突出的书写特点。这一点几乎为所有研究者所公认。林纾说：“文有诗境，是柳州本色。”日本唐诗学者下定雅弘认为，其“‘山水记’也是为了逃避贬谪苦闷、获得一时安宁的一种发泄表现。在极其精美的描写里饱含着深刻的苦闷和悲哀”。所谓“极其精美的描写里”，不仅是讲形式上的精致，而且是讲形式所营造的一种诗意，一种诗化的情境。事实上，柳宗元的这些山水文之高明与绝妙处，就在于意境的创设，他将生命精神与山水诗意相融合的抒情策略，即是为了营构出情景交融的诗境。

柳宗元的山水文“素称奇构”，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领域，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具有非常强烈的艺术魅力与非常深远的美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