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孙犁《谈柳宗元》说起

     在唐代诗人之中，孙犁先生对柳宗元情有独钟。43年前，1978年底，孙犁先生写过一篇题为《谈柳宗元》的文章。这篇文章收录在孙犁先生《晚华集》中。

     《谈柳宗元》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一直觉得《谈柳宗元》是这本书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篇文章。它着重谈的是对于柳宗元为文品质与文人性格长短强弱的评价。有意思的是，文章的开头谈的却是文人的友情，孙犁先生开门见山地说：“朋友是五伦之一。这方面的道义，古人看得很重。”“讲朋友故事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有相当大的数量。”然后，他谈到了刘禹锡和柳宗元这两位文坛朋友之间的友情。但是，他未及深说，只写了一句：“柳宗元死后，他的朋友刘禹锡一祭再祭，都有文章。”

     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友情，在唐代诗人中是格外突出的。他们二人不仅同为永贞革新的八司马中的“二马”，政治趋向一致；他们的诗文同样趣味相投，追求一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品性相同，方才在落难之时越发见得惺惺相惜的真情所在。后一点，对于友情而言，似乎比文字更加可靠。如此，在他们二人同时二次被贬时，柳宗元是贬至广西柳州，刘禹锡是贬至更为边远贫寒的贵州播州（今遵义），而且，刘禹锡还要带着年逾80岁的老母，一路崎岖长途颠簸，需要三四个月才能从长安到达播州，风烛残年的老人怎么受得了！于是，柳宗元上书皇上求情，请求自己和刘禹锡对换，让刘禹锡带着老母到近一些的柳州，自己远去播州。这样的高情厚谊，即使是当今的文人，恐怕也难以做到，更不要说一些人争名夺利还来不及呢，哪里谈得上让自己忍痛割肉。

     这是柳宗元对刘禹锡的友情，反过来，刘禹锡对柳宗元，一样如此真情以待。柳宗元47岁之时客死他乡，是刘禹锡收留柳宗元的几个孩子，发誓“遗孤之才与不才，敢同己子之相许”，将这几个孩子抚养成人，并将其中一个孩子培养成了进士。同时，他完成了柳宗元的遗愿，耗时5年之久，终于将柳宗元的诗文收集编辑出版。正如孙犁先生所说，柳宗元死后，刘禹锡不仅写文章“一祭再祭”，还为柳宗元的文集出版尽心尽力，并亲自作序推介。

     文人之间的友情，做到柳宗元和刘禹锡如此，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史上与现今，并非没有，却极为罕见，我想到的是放翁和四川老友张季长的旷世友情，放翁曾有这样一句诗赠张：“野人蓬户冷如霜，问讯今惟一季长。”所谓“惟一”，确如少见。所谓“野人蓬户冷如霜”，在这样境遇下的“惟一”，才更是确如少见。

     在《忆侯金镜》一文中，孙犁谈到朋友之间的文章如何评论的问题，他写道：“对于朋友的作品，是不好写的也不好谈的。过誉则有违公论，责备则又恐伤私情。”文人之间的友情，不可能回避作品，作品是友情重要的载体和通道。但对于保持操守、恪守颜面的文人谈论彼此的作品，确实又是很难的。于是，今天文人之间难以做到如刘禹锡一样对柳宗元诗文作品发自深心盛赞的情景，因为那既含有私情，又饱有公论，而不是区区为了评奖或晋级或为卖书而站台式的捧场。

     再读《晚华集》后记中这一段：“我才深深领会，鲁迅在三十年代所感慨的：古人悼念朋友的文章，为什么都是那样的短，而结尾又是那么的紧迫！同时也才明白，为什么名家所作的碑文墓志都是那么的空浮漂虚。”这一段话，说得言简意深，发人深省。我多少领会一些孙犁先生内心所隐和所苦，所思和所叹。即使是朋友之间，能够完全说出真实的话来，也是困难的。不知道柳宗元和刘禹锡如果活到今天，会不会一样拥有这样的困惑？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当年的风范，经受得住考验，能够向世人证明一下，文人之间的友情，并不是“远劣于市道之交”？    （《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