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打工人“躺平”

　　中国共产党创建百年了，盛世庆典啊！有人会说，实干比歌颂更重要，貌似务实的他们可能忘记了，宣传也是战斗。革命战争年代的中共最让敌人害怕的就是强大的宣传鼓动能力，那时的中共牢牢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公共媒体不准刊登亲共言论，地下工作者印制的粗劣传单就能掀起时代狂澜，中宣部的地位远高于中组部。那时的中共除了数量极少的理想主义者，要啥没啥，人力物力全靠宣传动员群众来获得，打过天下的老干部深知宣传的重要性。自从中国具备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实力，中共的宣传就有了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嫌疑，有时官方媒体给人以说套话、空话的感觉，那样的文章，既不能让领导们与人民了解真实的社会现状，也不能鼓舞人们的斗志，更不可能引领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思潮。

　　打工者不进工厂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躺平”是近期的热门词汇，“三和大神”遭到口诛笔伐，遍观媒体文章，没有一个分析明白了三者的关系与出现原因。我认为“打工者不进厂”、“躺平”与“三和大神”具有递进关系，是中国在产业升级阶段出现的特殊社会矛盾的具象化。

　　《人民日报》的文章《宁愿送外卖也不到工厂，青年劳动力到底去哪儿了？》记述了工厂招人难的现状，分析原因时，作者举出企业管理者曾凡明的说法，因为工厂苦脏累，年轻人不愿去做，作者没有列出与之相反的观点。现实却是，很多工厂车间至少还有空调，年轻人愿意去做的快递、外卖等户外工作更苦更累还危险，风吹日晒雨淋，有的地方还要吃沙子，一不小心就出车祸，年轻人仍然趋之若鹜，为什么？作者借鉴了经济学的观点，似是而非地将之归因于就业结构性矛盾，就业结构性矛盾是指人力资源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从文章内容来看，那些年青人主要不是因为自身能力不适合工厂的岗位而不进厂，而是企业管理层认为的年轻人怕苦脏累，作者分析的原因显然不正确。

　　作者提出的几条建议完全不接地气，什么通过企业管理创新，以企业效益提升来进一步提高员工薪资待遇，增强员工从业稳定性，提升员工归属感和责任感，这些没边没际的套话没说到点子上。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效益能够支撑资本家们住豪宅、买豪车、开海天盛宴，只要有可能，富豪们就不会用来提高员工薪资待遇与改善工作环境。现在企业连工人都招不到，企业效益如何提升？

　　事实上，世界上的各种企业管理模式都在中国推行，相关法律也健全了，打工人的权利依旧没得到有效保护。根据我的调查，年轻人宁愿在电单车上吃苦，也不愿在空调厂房里当肉身机器人，是因为送外卖比那些必须通过劳务中介才能入职的工作收入更有保障，送外卖的收入类似于日结，一天一结算，收入能算到，能看到，能拿到，日结对于打工人最具有吸引力，可以基本规避欠薪风险。

　　通过劳务中介招工是企业为避免劳资纠纷设置的风险控制措施，多数企业要求必须通过劳务中介雇佣员工，到企业工作的是劳务中介的派遣员工，如果有劳资纠纷，员工与劳务中介扯皮。实际上，很多企业经常合作的劳务中介是由该企业管理层重要成员的亲属创办。据调查，很多劳务中介会找各种理由克扣打工人的收入。据打工人诉说，多数劳务中介承诺的较高收入很难拿全，只能骗不懂行的人，稍有经验的打工人都不会去上他们的当，如果所有被克扣了收入的打工人都去上诉，公检法将成为最累的部门。该文作者能够在《人民日报》讨生活，肯定文字功力比多数人强，写出这样空洞的文章，说明他根本没有下基层去认真调研，他没有与工人群众深入交流。让人感慨的是，我拿他的文章当靶子，是因为他的这篇报道算是相关作品中言之有物的了。

　　我作为一个白丁，经过调研，发现年青人躺平与不进厂的根源是，当代中国资本家更趋向于通过压缩人力成本增加利润，而不是投资于技术升级提高企业效益。很多资本家办企业的思路与开黑店差不多，抓住时机，大吃人口红利、改革红利和革命红利，能捞一点是一点，技术升级那样的长期投资根本不考虑。有的资本家是因为自身能力有限，他们本就是靠不正当的手段发家的，有的资本家则是有其他方面的担心，请注意，我说的不是所有的资本家。政府在其中的考虑与所起的作用，政府、民营企业家、打工人三方的博弈，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我不多说，以后有机会再讲。为了压缩人力成本，这些资本家的企业必然出现各种过分的剥削，为了防止工人反抗，必然实行高压式的管理，甚至在招工时以侮辱性的方式将那些有反抗精神的提前剔除。昆山世硕电子扔卡事件不是那位坏了良心的人民大学教授所说的底层互害，更不是内卷，三个管理人员如果没有台资企业管理层的支持，他们不敢当众欺凌几百青年男女。据在那个厂打过工的人说，以前就这样，根本不是世硕电子公布的因为场地所限与管理人员巡查不到位导致，有视频有真相，现场很宽敞，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现象在世硕电子出现，大家心里明白，请相关部门调查。政府为了保增长，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有没有注重保护工人的权利，我们都知道，有兴趣的，可以看我的其他文章。

　　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到城市打工的收入相较于农业所得是天文数字，沿海打工人的收入连内地城市人都羡慕，那一代的打工人寄回家的钱盖起了小楼，置办了家电，极大改善了家人的生活，带动了家乡的经济，地方政府极为重视打工人汇回家乡的款项，为了高额收入，再苦再累再没尊严，老一辈打工人也忍了。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城乡收入与地区物价差距缩小，以“两头在外”的加工业为主的中国沿海工业利润日渐稀薄，企业不断压缩人力成本，打工者的收入相对减少了。企业管理层平时的管理过于严苛，不近人情，打工人忍无可忍，宁愿收入少点，苦点累点，也要换个更自由，更有尊严的工作环境，于是“不进厂”。快递工作很辛苦，我调查过，白班的快递员早晨9点工作到晚上10点，不少快递员白天只在下午4点吃一顿饭，他们还是工作起来比工厂里舒心。

　　非人的企业管理方式与恶劣的工作环境长期摧残着打工人的身心健康，相关情况在打工者的自述中多有提及。工作环境恶劣，因工致病致残补偿极低甚至没有。流水线工作一站一天，请假难，解手慢了或者次数多了，都要扣工资。人格尊严更是被企业管理人员严重侵犯，各种装大与刁难，打工人员被叫作这B那B，屌毛，老屌丝，呼来喝去。过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被各种克扣后，打工者们即使努力了，生存状况也好不到哪去。与其为了那微薄的收入去积攒老了后会让他们破产的伤病，不如低强度地打工，左闪右闪，保护腰杆。既然打工人的收入永远赶不上生活成本的提高，为了避免日益增加的生存发展、养育后代等压力，有的人选择不生育，低欲望地生存，从源头上阻止压力的产生，这就是“躺平”。智商占领了高地的“韭菜”为了不被割，决定不长了，你能奈我何！大不了割韭菜的抱怨道，这一届“韭菜”太不上道，竟敢不往刀上扑，一点上进心都没有，真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正常打工，身体与尊严都受损，剩不下多少钱，与躺平者没多少区别，网络上打工人的自述有详细的收支表格，他们的消费水平比躺平者要高些，正常打工的每个月就比躺平的多几百元的节余，为此他们要付出身心健康严重受损的代价。“躺平”了，虽然生活拮据点，但是身体好点，心情舒畅点。以红姐、林晓、高傲妹、挂壁水、廉价网吧为代表的供给端随行就市，形成了适合“躺平”者的消费市场，只要欲望少点，日子还是过得下去。如此一来，选择“躺平”成为很多打工人的选择，农村的打工人更有底气“躺平”，家乡的土地与房屋能够维持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离家N个五百英里的打工人没挣到钱，无颜见家乡父老，孤身在外，没有长者的引导，耗在远方，低强度地打工，勉强生存着，将“躺平”技能发挥到了极致，便成了大家口中的“三和大神”。事物都有个阈值，“打工人不进厂”、“躺平”与“三和大神”正是社会发出的预警信号。

　　央视批评“三和大神”的行为，暴露出他们根本不了解，怀着尽快发达的梦想奔赴沿海的青年们，是如何被逼成“三和大神”的，敢于外出打工的在农村被视为有能力的人，青年打工者是农村的希望，他们不是好吃懒做的废材，他们万里迢迢到沿海不是为了去虚度时光，在家乡或者离家乡不远的省城混日子更容易。现在甚至出现了劳动让人不自由的现象，坚持正常打工的患上各种职业病，没钱治疗，回家休养，“躺平”者低强度地打工，没有高脂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结构，适当地付出体力，日常处于放松状态，身体素质反而更好了，在父母的召唤下，“三和大神”们回到家乡重新开始正常生活。必须说明一点，他们大都没享有社会福利保障，就算有，那点失业保险金也不足以支撑他们的生存，况且只能领一段时间。现在不努力的人，以后肯定会后悔，但是中国的损失更大。

　　“三和大神”们肯定犯下了错误，自小学习不认真，工作后难免有不努力的时候，否则也不至于沦落为最低端的打工者，抗挫能力也弱，受点打击就放弃。但是，富贵人家的子女不学无术、惹是生非，他们的父母放弃他们了吗？还不是托关系、加钱送他们上名校，闹出人命的，父母拿钱平事，坐牢的，家里权钱结合争取纸面服刑，尽力挽救他们颓唐的人生，只要家里想想办法，高考400多分就能上清华、北大，难怪清华校庆开始跳艳舞了。实在不行了，送他们去国外的“克莱登大学”镀金，就算女公子在国外把前夫杀了，国内多数人也不会知道，要丢人就丢远点。

　　政府中的父母官们眼见理论上的统治基础中的年轻一代沉沦，怎能以简单的批判对待！孩子们需要的是指点，而不是指指点点，中国人从来都是特别能吃苦，特别勤劳，特别聪明，只要政府给他们指出能够通过努力拿到既合理又有保障的收入的道路，哪个不是嗷嗷地往上冲！如同他们的父辈为国家建设长年苦干，如同他们的祖辈为中共政权浴血奋战。中共在陕北精兵简政自力更生的同期，进行了改造二流子运动，那时的中共对二流子都做到了不抛弃不放弃，尽力救助，所以能够不断胜利。

　　现在，打工人对资本家违反《劳动法》的抱怨没见多少媒体过问，打工人稍有一点消极抵抗，就群起而攻之，打工人好欺负？“三和大神”不是清耍，他们做一天耍两天，低强度的劳动维持着他们低欲望的生存。多数“三和大神”都是规矩人，那怕饿昏在街头，最多也就是卖身份证，他们不是二流子，值得挽救。崔永元那一代央视记者饱含温情的人文关怀精神没有在央视得到传承？在这里我引用一段网友的话，近来有人在网上指出重庆市图书馆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从文章内容来看，应该是该馆工作人员江燕、罗茜、孙艳得罪人了，不知是受人之托帮人家报仇还是什么原因，不知是说人坏话了还是干了什么事，让人家不爽了，才提起此事实。她们的工作那样轻松，与“躺平”有多少区别大家可以调查，她们为什么还要给同事与部门惹祸？ “三和大神”们如果有背景，到清闲的工作岗位上以另一种方式“躺平”，还会不会有媒体批评他们？

　　请相关方面不要总是强调中国人应该乐于吃苦，这样会掩盖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企业侵犯员工权利的问题。我算是有战斗力的，长期实名举报重庆国保支队长蓝波，我在一家上市企业打工时被上司们合伙设套黑掉了该得的佣金，董事长调解时说：“我们各让一步。”我又没做错，凭什么让一步！我的资本家朋友劝我算了，说他们那里的员工碰到这种事，根本不会闹，我选择互相伤害。七年后，那家企业破产了。千万别和我说找劳动仲裁部门解决，上市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要给人下套，事先都有周密的计划，其他员工为了自己的前程不可能为同事作证，法律讲究证据。打工人对司法系统的信任度有多高，大家可以去调查，普通百姓告官、告资本家有多难，大家也可以去调查，坐着说空话谁都会。打工人还要挣钱生存，还有家人要照顾，遇到资本家的打手威胁，他们多半会服软，他们要面对非常具体的生活压力，哪有那么多精力、时间和资本家打官司！

　　中国人可以暂时吃苦，但是不能忍受不公。执政党总是要求人民吃苦非常危险，苏联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就要求人民减少生活消费支援革命建设，人民吃了七十年的苦，最终决定宁愿国家分裂也不再参与苏共的事业了。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克己奉公能吃苦，可以为了公家的事吃亏，是因为他们相信江山是他们的，为了自家的事多付出一点是应该的。现在，让他们克己奉资本家，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的，他们不可能牺牲自己的收入供养资本家去会所玩嫩模，卖身的嫩模大多是普通人家的女儿。

　　“三和大神”没有啃老，他们仍然在劳动。现在这个社会，多数人都有啃老的经历，还有良心的，摸着良心想一想，如果没你父母的余荫，你能有今天的成就？别以为自己已经花大功夫将自己塑造成了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大家知道你的底细，懒得说你而已。请中央对此引起重视，不能因为日本等国因此衰落，就认为中国年青人选择不奋斗了很正常，置之不理或者简单粗暴地用行政手段解决，比如取缔“三和大神”聚居区。更让人忧心的是，选择“躺平”的潮流正在向高端劳动者群体漫延，不时有名校高材生宅在家里隐居的消息传出，工作后的实际收入低于社会对名校生前程的预期压垮了他们。无论是低端劳动者愤懑于相对生活水平的下降还是高端劳动者对前程的绝望，都不能简单地用不适应日趋激烈的竞争解释，每一场大革命前夜都有顺从地接受统治者剥削的底层民众，其中少数人成功实现了阶级跃迁，不能说革命者是不适应社会竞争的失败者。

　　综上所述，打工人“不进厂”，甚至选择“躺平”的原因是，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本就过于低廉，资本家为了减少人力成本增加利润，推行高压管理，打工人的合法收入与人格尊严普遍得不到保护，收入就更少了，努力工作与“躺平”差别不大，那些进厂工作的甚至连身体健康和人格尊严都没有了，打工人以“不进厂”与“躺平”保护自己，用脚投票，作消极抵抗，此类抵抗发展到最后就是“三和大神”。 “打工人不进厂”、“躺平”、“三和大神”是中国产业升级阶段出现的特殊社会矛盾的具象化，三者间存在递进关系，选择“躺平”的高端劳动者越来越多，此社会矛盾的出现，政府有一定责任，政府在保护打工人合法权利方面做得不够完美。从正式媒体对“躺平”、“三和大神”单纯的批判性评论就可以看出，他们没有厘清或者不愿批评民营企业管理层在其中起到的负面作用。为了在中国产业升级成功前继续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国际竞争优势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打工人的收入短期内还不能提高，打工人还得吃一些年的苦，选择“躺平”的年轻人将越来越多，大不利于中国的建设。政府应该行动起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保证打工人的收入不被克扣，特别是不被劳务中介克扣，他们对生产贡献不大，只是改善了资本家经常上法院的窘境，政府应该严格限制劳务中介在企业雇佣员工方面的经营范围，不能什么员工都通过劳务中介招聘，此问题以后我详细讲，同时改善工作环境，保护打工人的身体健康，特别要注意保护打工人的人格尊严不被侵犯，借助中国人不患寡患不平的心理，度过这段危险期。钱不够，面子凑，上下齐心，共克时艰。

　　官媒对以上问题的相关报道，都没说到点子上。记者们浮光掠影的调研很不负责任，假若闹革命时中共的宣传是如此水平，肯定打不下江山。其他那些批评、嘲讽“躺平”青年的文章，我不想评论，作者们的立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不是为了稻梁谋大家也知道。如果中央派人去调查，应该会发现我的观点比那些记者的观点更正确。为什么？我在基层，我更了解社会底层，我敢说真话。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对当时的社会黑暗的了解比中共更透彻，他们为了自己的前程与安全选择装睡甚至同流合污，难道现在有的人想学他们

　　红军时期的中共文件可以当《故事会》看，可读性、实用性极强，具有较高的文学水平，透着一股混和了士大夫气节与草根气息的活力。与之相对应的是民国时期国民党的宣传充斥着陈腐的气息，文法工整，言之无物，八股文似的宣传文稿，晦涩难懂的文字，别说看懂，文化水平低点的，有的字都不认识。那时的中共文件出自深处斗争一线的党员之手，记载了他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国民党的文人们大多将工作中的行文看作是讨生活的方式，很多人毕业于语言专业，终日栖身于办公室，一点地气也不沾，文章内容难免空洞，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水平，用生僻的典故与文字炫技成了他们刷存在感的手段，国民党的宣传系统当然战斗力弱，更别说为长官看到长官没看到的事情，为长官听到长官没听到的事情，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最可怕的是人民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漠然，对历史的忘却，如果此风在党内漫延开来，必然走上亡党亡国的苏东道路。如今这个时代，中国没有一部作品把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实现说明白了。以前，毛泽东那一代人让大家感觉好像明白了为什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人们开始有些糊涂了，中共连垄断暴利行业的国企都经营不好，如何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这个问题成为官方媒体很少提及的话题，一说就是剪刀浆糊学派对几十年积累的套话的摘抄组合，所有的文章都是先射箭再画靶子，先定下基调，东拉西扯地绕一大圈，如同念经，逻辑链条都不完整，最后强行归结到事先定好的主题上，读这样的文章简直是浪费时光，这样的宣传能不能引起年轻人的共鸣？很多自干五与愤青比他们更有资格领取财政列支的宣传资金，敌人宣称的我方每帖五毛的待遇，可是一直没兑现。有的政府**丧失责任感，对身边存在的黑暗，那怕是举报人证据确凿，这些**仍然固执地装耳屎多，装眼睛瞎，信仰的缺失表现得非常充分。以上的一切，都让人们担心中国会走苏联的老路。

　　问题发现了，如何改变呢？中国人多，人才就多，礼失求诸野，只要发动群众，为阶层跃迁扫除不合理的障碍，办法肯定比困难多。仅依靠红N代与官N代撑不起危局，别看不起人民，多数红一代参加革命前生活得很惨，有他们的回忆录为证，时代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很快就灿烂起来。如果有的**想把职位留给自己的后人，那就是另外一个性质的问题了。

　　现实难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很多中国人对他人劳动成果的态度转变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他做的根本没价值。第二阶段，他做的虽然有一定价值，但是我也能做，我只是不屑于做。第三阶段，他做的有价值，我做不到，但那不是他的功劳，其他人帮他做的。第四阶段，他能干就多做点，有事别来找我。第五阶段，他以前是我们这里的，我和他关系不错，经常互相帮助。时代进步了，有的人掌握了先进的偷窥技术与无法监督的权力，可以偷窃他人的劳动成果，改头换面占为己有。对这些人应有的态度是，任凭狗叫，骆驼队照样前进。不管怎样，如果我上面提及的问题能得到圆满的解决，对人类社会就是好事一件，大家等着，看哪个站得出来。我认为自己能说清共产主义为什么必然实现，此举估计将拉动某些方面的仇恨，我一定会坦然面对。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云台峰上的123/文　　 来源：乌有之乡　　原标题：论“躺平”的年青人与当前宣传工作的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