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建军：礼房记事

  礼房，农村里过红事（结婚）、白事（丧事）时，理事们替主事人设立的管收礼、支出的一个办事机构。实际上，礼房的任务，除了接收亲朋好友的礼金并进行登记外，还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拟写红、白事的对联，贺幛、贺联，挽幛、挽联等。

    礼房在红、白事的设立和存在，以我们郭村情况讲，大体起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末期或七十年代初期。在此之前的解放初一直到五十年代，由于社会整体的生产水平、收入水平低下，基本上还没有形成红白事上礼的习俗和能力。在解放以前的社会里，如遇红白事送礼收礼的，可能也只有发生在有钱人家。遇到亲朋好友红白事的时候，亲朋好友适当的送礼是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经济收入的增长而逐渐开始并变化的。目前，已经成为农村里（包括城市里）一项传统习俗。乡亲们正常的红白事礼金，是纯朴的、相互的，是一种朴实的、友情的表达，一定程度上也起着互相资助的作用。

    据了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郭村红白事的礼物或礼金是很少的。亲朋好友及乡亲们上礼多数是物品而不是钱，五颗或十个鸡蛋、一张印画、一面镜子或脸盆等物品。有的是新人们缺什么小件东西，朋友们就送些小东西。几个人合伙买面挂镜、一对枕巾都是较重的礼了。到后来，有的开始送些钱了，刚开始是一元钱、二元钱，后来有三元，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礼金也增加到五元，这都不少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近年来，农村礼金的变化稍大一些。由十元、二十元，增加到现在的三十元、五十元，这是单个人行礼的礼金情况。如果是事主方邀请全家参加红白事的，礼金就会由三五十元增加到一二百元。情谊重的亲戚、同学等也有更多的，白事的礼金变化情况基本同上。

    从我们郭村礼房收礼人情况看，收礼人多是相对固定的那几个人，这些人多是村里的会计、出纳或写字又好又快的人。他们有的已经干了50余年了，如杨青林、王栋录、杨廷祥等。还有一类是各宗祠安排的只在自己族户里服务的人，这些人就比较多。礼房里承担编写红白事对联的人，实际上才是村里有文化的人。郭村红白事上写对联的人，有过享誉河津的王明道老师，王鸿家、王登云老先生，可以说这是在河津解放以后在郭村写对联、春联较早的一批人。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开始为红白事写对联的新一代就逐渐涌现出来了，有杨青林、王权利、高成全、王志学、王炳奎、王勤录、王桐月等。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部分干部、教师的退休，赵印立、王佐廷、杜天启等也加入到村里红白事的服务队伍中了。特别是赵印立老师在县城居住，只要村里有事，就骑着自行车早早回村了，从不误事。2000年以后，一批五零后的书法爱好者也逐渐加入到红白事的服务队伍中。这些人有王庆林、武建军、王锁管、王培泽、王安廷、杨选民、王俊堂等。村里编写对联的人，早点的有王明道、王鸿家等，稍后的有王民杰、王佐廷、赵印立、杨青林等。王民杰老师为村民服务好多年，总是把红白事的对联早早编好，送到事主家，深受村民欢迎。近些年来，随着部分老同志年龄增长身体不方便，杨青林老兄成为了红白事对联编写的主力，逢年过节编写春联，谁家里有建房上梁等喜事写对联都找他，真是无私奉献了几十年，堪称老百姓离不开的“百姓秘书”。

    1981年，我大学毕业回到县上工作，村里我这个“户下”如有红白事，作为家里的长子，我是要顶门户去帮忙的，村里的人叫“上事”。过去，村里的红白事是按家族来料理的。郭村王姓占多数，但又不是一个家族，就分了南社、东社等。我们武姓人不太多，杜姓也不多，所以武姓杜姓就从解放初期开始组成了一个“户下”，遇到红白事这两姓家族就互相帮忙，大家共同料理。当然，户下有经常管事的几个人，我们称为“总管”（总理事），如果遇到哪个家户的事比较大，牵扯的人较多，也可以邀请外户的总管来帮忙料理。

    从那个时候起，只要我这个“户下”有事，如果没有特殊公事，我一般都要回去帮忙。最早时端过饭盘，就是为乡亲们端菜端饭。后来，年青人上事了，我又干些轻体力的活，如贴对联，挂贺幛、挽幛等。再后来，可能认为我写字还利索就把我安排到礼房，让我收钱登记。礼房这个看似简单的地方，在村里一般人还干不了。现在看，这几类人才可以干：长期在村里当过会计的人，能写字，人都熟悉；会编纂对联拿起毛笔的文化人、退休教师等；人品好、脑子清，大家伙信得过的人，因为毕竟要经手现金，如果常出错是不行的。因此，礼房是村里人看重、敬重的地方。冬天在生炉子的房子里，夏天在有空调的房子里，吃饭先给上饭，让人有一种优越感哩！

    可能是有几年的时间吧，我一直在礼房帮忙，大家对我也逐渐了解认可。后来偶然的我也开始编写对联，人手少时也拿起笔凑合着写对联。1995年左右，村里老支书去世，我拟写的对联经村里几个行家简单修改后被采用，村里人就知道我也会编对联了。2003年以后，我担任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的十几年，出于乡亲们对我的理解照顾，“上事”的时候少了，但村里的红白事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回去。有时不能回去帮忙，乡亲们也都谅解，因为“身在衙门口，官差不自由”。

    2017年后半年退休后，村里红白事我就参加的多了。这有两个因素，一是我有时间回去了，只要听到村里有事，我就要回去。二是村里人都知道我退休了，因为这两年我在村里组织人干了一件事，为村里编写了《郭村志》，两年时间编纂出版，村里人都知道我退休没事了。因此，村里的红白事有不少就邀请我到礼房帮忙，我就有请必应，有时不请也去。我觉得这也是为乡亲们服务的机会，乡亲们需要我服务，借着机会既编对联又写字，何乐而不为呢！

    我乐意这样帮忙还有一个更有利的因素，现在能编会写的骨干人如杨青林、王庆林、赵尚泽、王培泽等，他们都是郭村汾阳书画社的社长、副社长等，每有红白事时，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是一次书法交流活动，相互切磋，学习提高。当十几幅书法作品挂到事主的院子里，那优雅的氛围，就是乡村文化的一种展示、一种喜庆或悲痛的表现、一种文化的传承！

    我喜欢这样的服务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