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绩抱琴枕书

王绩，万荣通化人，出身河东望族，有“神仙童子”之称，这一美称，是他15岁时去长安拜谒杨素得到的。杨素是隋朝的大功臣，曾先后被封为越国公、楚国公。他的家中自然少不了一些达官贵人的来来往往。王绩拜谒杨素，当然不会独自前往，肯定还有什么人物引见，否则，“国公”家的大门是不会向一个没有什么来头的15岁少年敞开的。“一坐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这样的记载，很可能与实际相距甚远。15岁的少年相貌英俊、思维敏捷、神态自若不是没有可能，但“一坐”皆“服”就有点玄了，这“一坐”的贵客，他们“服”的只能是“国公”镶金嵌银的沉重的座席。投权贵之所好，也就轻易地使很多人没有了自己的判断。

但就王绩而言，这次的拜谒，无疑坚定了他进入仕途的决心。自隋朝开始，开科取士逐渐取代了以往靠地方长官推荐来选拔官员的制度。这种人事制度的变革，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或多或少克服了既往的“推荐”有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给予了更多读书人圆梦的机会。作为“神仙童子”的王绩，当然不会放弃这样出人头地的机会。在隋炀帝大业末年，而立之年的他，终于以优等的成绩考中了孝悌廉洁科，随后被授了一个“秘书正字”的官。这个官的职责，就是校对典籍。

这大概是王绩始料未及的，吃尽了千辛万苦，挤上了独木桥，取得了功名，结果获得的是这样一个无法施展自己拳脚的差事。那被典籍层层挤压散发着的陈腐气息，让王绩的心中充盈了许多不快和无奈。可跻身官场，也就身不由己了。不久，他被外放到扬州，担任六合县丞。在职期间，他不理政务，天天把自己泡在酒里，以求一醉。

诗人的眼中，迷离着一种枕山栖谷的向往。然而这时天下已大乱，大隋王朝在李氏家族“哒哒”的马蹄声中崩溃在即。于是，王绩借口自己患风病严重，将所受薪俸置于县门，“轻舟夜遁”，返回了故里。在逃逸的途中，他仰天而叹：“网罗在天，吾将安之？”这是朝代更迭时诗人无家可归、不知所从的迷茫，更是一种心灵无所依托的哀怨。

这样的哀怨化成了浓墨，流注于笔端，就有了他流传至今的《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诗人站在暮色中，站在家乡东边的水田边远望，久久地徘徊，不知道该归向何方。于是，那只属于自然的东西闯入了他的眼中，留驻在了他的心底：一棵棵染着秋色的树，一座座披着落日余晖的山，在山上，在树中，牧人赶着牛犊悠悠而来，猎人带着猎物缓缓而归。一切宁静而和谐，可让诗人感到失落的是竟无一人相识，诗人也只能长歌《采薇》，怀想那伯夷，追慕那远古的隐士。

诗歌一扫齐梁华靡浮艳的脂粉味，从纸背上吹送出来的是一股自然而清新的风，这风氤氲着一种牧歌式的田园气息。可王绩还不能像陶渊明一样从田园中找到心灵的真正慰藉，他还无法抵达陶渊明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精神高地。因此他的“长歌怀采薇”，他的对古代隐士的追怀，也只是对“无所依”“无相识”现实的一种暂时逃避。

唐武德初年，高祖下诏，征召前朝官员并根据他们各自的专长，留在相关部门待诏，王绩也凭着旧朝官员的身份记册在门下省候命。一次他的弟弟王静问他：“待诏可乐否？”他的回答耐人寻味：“待诏俸薄，况萧瑟，但良酝三升，差可恋耳！”由此可见，唐皇颁布的所谓的“待诏”，只是唐皇安定人心的一种策略，那就是把你的希望紧紧捏在他的手心里，让你欲动不能，欲罢又不甘。至于那些充满希望的候命者境况如何的“萧瑟”，那他是无暇顾及的。

王绩为酒而“待”，多少折射出他当时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贮满了一种无奈。据说，王绩“能尽五斗”，自然他的诗也就弥散着酒气。“酣歌吹树叶，醉舞拂灯花”“纵横抱琴舞，狼藉枕书眠”“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从这种己醉人也醉的酒语中，我们似乎听到一种愤世嫉俗的声响，感受到一种知音难觅的惆怅。

王绩将自己浸渍在酒中，在酒中，他感受到古贤血脉的跳动；在酒中，他站成了一个“独步当时”狂狷不羁的士人形象。他这样的一站，也站出了唐代最早的诗人。

（《南通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