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父亲讲抗战

我听父亲讲抗战

□王大高

2016年12月1日凌晨三时许，我的父亲王昆岭于永济市蒲州镇花园村家宅寿归正寝，与世长辞。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来自北京、西安、太原等地的有关领导、朋友和花园村村民为他送行。山西省黄埔同学会秘书长路支前同志宣读了徐向前元帅长子、解放军某部中将徐小岩同志从北京发来的唁电。唁电中写道：“王昆岭同志为抗战胜利和民族解放作出了卓越贡献，并竭其一生为国家建设事业奋斗不息，堪称后人楷模。王昆岭同志身上体现出‘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远大理想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不断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军礼深情

2015年9月3日，父亲佩戴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他颁发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穿着整齐，早早坐在床边等着观看阅兵式实况转播。当画面上出现宏伟壮观的阅兵场面时，父亲热泪盈眶，面色凝重，默默地举起右手行起军礼，久久不肯放下。这个军礼在9月4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中作为特写镜头向全国播放(如上图)。这是我父亲生前的最后一个军礼。

在此之前，山西省有关部门曾推荐父亲去北京作为抗战老兵代表出席阅兵式和山西省在武乡举行的相关活动，因身体原因，他未能成行。

2015年9月，山西省在太原市南文化宫举办了《民族脊梁》山西抗战老兵摄影展览。父亲作为山西省在世的黄埔学生中职务最高的抗战老兵，照片悬挂在显著位置。展览期间，时有抗战老兵和现役军人在像前行军礼，表示敬意。多名摄影家用镜头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

父亲过去很少向我们提及他在抗战期间的经历，尤其是在政治动乱的年代，他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更是三缄其口。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得到平反，认定了他的起义功绩，特别是在2005年和2015年他两次获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后，他才打开了话匣子，讲了很多当时的场景和他的亲身经历。令人惊奇的是，他虽然年事已高，对眼前的事常有遗忘，但对那个年代的人和事，讲起来姓名、籍贯、音容、相貌，来龙去脉，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讲到激昂时，站起来挥舞拳头；讲到悲愤时，几度哽咽，他讲得更多的是当时的战事和他的战友，很少讲到他自己。只是当我们问及时，才讲一些。我只能根据当时的记录和他生前写的自传整理出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和敬意。

千里投军

蒲州王家曾是名门望族。先祖王凤三是前清举人，在京城为官。因在家休养期间为黄河沿岸灾民减赋与当地官府抗争而受到民众拥戴，在花园村为其立碑纪念，人称“王举人碑”。后因社会动乱，家境衰落。父亲兄弟五人，排行老四，幼时聪颖好学。因家中人多地少，经表兄任万青介绍，只身渡过黄河到陕西省平民县（现为大荔县）第一高小半工半读，敲钟打杂，供自己上学，时年13岁。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人群情激愤，全国各地纷纷成立抗日组织。平民县也成立了抗敌后援会，18岁的父亲担任了宣传干事。1938年，时任国民党52军军长关麟征秘书的平民县人氏王伯珍参加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回家探亲。当地召开欢迎会并请他演讲。父亲亲自参与了发动和组织。在演讲会上，王伯珍讲了日军的暴行，讲了抗日战场的惨烈，还讲了关麟征将军决心以身报国、誓死抗日的英雄情怀。父亲听了十分感动，热血澎湃，立即找到王伯珍要求投军参战。蒙允后与王伯珍的兄长一起先到河南，得知52军经徐州会战后已划归第六战区，开赴江西瑞昌作战。父亲赶到汉口遇见由前线来往运送伤兵的汽车，才随车来到江西阳新找到部队。当时52军长关麟征由于台儿庄会战有功，升为32军团长正指挥三个军在九江和武汉之间与日军激战。父亲由秘书引见关司令面谈后，关司令说：“这小老乡，又没打过仗，就留在司令部吧！”随即手令父亲任军团司令部参谋处准尉司书，负责文书信件整理。因参加军训刻苦，工作认真负责，性情耿直，为人忠诚，又写一手好字，很得关将军赏识。不久，又调任关将军上尉待从副官，执行追随关将军外出开会和检阅部队外勤任务。之后又保送到贵州遵义参加译电员培训，三个月后，回来成为关将军机要秘书。之后又担任了司令部少校参谋。先后随关将军参加了武汉会战、湘北会战、长沙会战、文山保卫战、远征军第一方面军赴越南对日作战等战役。

武汉会战

父亲参军后，立即随关麟征将军投入了对日作战。当时关麟征将军正指挥三个军与由九江向武汉进攻的日军展开激战。当时我方在瑞昌、阳新之间，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日军，日军第九、二十七两个师团日夜轮流猛攻，均被击溃，部队坚守40多天，敌人始终未能前进。但我52军伤亡极为惨重，奉命撤至湖南补充整训，其余部队由第五战区汤恩伯集团接防。后我部又在金牛镇构筑预备阵地，与日军激战十余日，掩护汉口军政和民众安全撤退完毕，汉口失守，武汉会战结束。

父亲在回顾这一段经历时说：“我当时不到19岁，虽然没有直接上前线，但作为司书要记录下关将军指挥大战的全部过程，也切身感受到中日大战的残酷。可以说，我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战争，什么叫你死我活。说实话，刚开始也有些害怕，但随着战争气氛的感染，恐惧之心全无，只想着怎么抗击日寇，收复失地。而关将军那种临危不惧、有勇有谋的大将风度和魁梧的形象、渊博的学识、豪爽的性格使我十分钦佩，加之他对我的信任和关怀，使我下了决心追随他报效祖国。他在抗战后期担任了陆军总司令，又任黄埔军校校长，因与蒋介石不和，未去台湾，选在香港定居。病逝香港后又移葬英国旧金山华人永久墓地。”

参战长沙

父亲直接上前线作战的战役是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开始的长沙会战，是二战在欧洲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采取的第一次大规模攻势作战。当时任52军军长的关麟征已升为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划归蒋岳任司令长官的第九战区，开赴湘北参战。第五十二军作为主力军驻守新墙河一带阵地，与驻守长安桥一带的79军、驻守湘阴一带的37军共同负责对岳阳方面侵华日军的防御。

秋日的湘江上战云密布，一场大战临近了。九月中旬，日军抽调第六、三十二、一○六师团主力等共约十多万人，在冈村宁次指挥下，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

在湘北方面集结岳阳地区的日军第六师团与奈良支队，约5万余人，从9月18日向新墙河北岸守军阵地发起猛攻，我52军奋力抗击。23日，日军在炮兵、航空兵协同下，八次强渡新墙河未果后，施放毒气瓦斯，再次强渡新墙河。52军损伤残重。25日，52军奉命向汨罗江南岸转移。27日，第九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调集6个师的兵力在福临铺设伏，日军遭重创。29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在石门痕遭到伏击。30日，我军又向驻守永安、上杉、石门痕的日军发起猛烈反攻。10月1日，日军开始撤退，我军连续追击，收复了汨罗、新市等处。14日，双方恢复战前状态。第一次长沙会战宣告结束，时人称之为“湘南北大捷”。

此次战役中，日军集中了10万兵力，伤亡达两万人，并未达到歼灭第九战区第十五集团军的目的，反而遭到有力阻击、侧击，损失惨重，匆匆撤退，士气大挫。

从战前布防，构筑工事，演练，到战后休整总结，父亲追随关将军参与了长沙会战全过程，经受了战火考验。父亲回忆说，历时40多天，他和关将军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安稳饭，阵前战士互相用刺刀理发，机关枪管打红了就尿泡尿降温。其间，52军防线曾被日军击破，我军一部被日军包围，通讯中断，失去联系。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关将军十分着急。父亲受命带领一支小分队穿过日军防线，找到我方驻军。战斗十分激烈，阵地几次失而复得，我军伤亡过半，急需增援。父亲只身再回闯日军防线，步行一天一夜，深夜时，返回我方防区。因实在走不动了，就摸进一座庙宇内，推开土炕上睡着的一排国军说，“挤一挤让我也睡一会儿”。天快亮时，父亲被冻醒，一看炕上炕下都是国军士兵的死尸。父亲起身返回司令部，向关将军汇报前方战况，后派兵迂迴增援，接应前方部队突围。父亲多次说，“我是真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黄埔铸魂

父亲在50年代所写的自传中讲道：“我参加部队以后，时刻感到自己文化素质差，军事知识薄弱，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人。故加紧自学中学主要课程，准备上军校。1942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招考第十九期学生，我向关将军恳求，承蒙允诺，报考并被录取。”此时，关将军又出面保送父亲到黄埔军校五分校（设在昆明）军官训练班第十二期学习。因学员都是大部队保送来的军官，故免去了半年的入伍军训，直接进行了地形学、通讯学、攻防战、野外勤务、多兵种指挥学、班排连团训练科目等军队指挥员的严格训练。军官训练班在黄埔军校历史上只办过这一期，教官除了中方教官外，还有不少美籍教官。在校期间，父亲还参与了由教官李希杰主持的《测图实施计划草案》一书的编写工作，并担任第二十七小组副测手。父亲的同期同学中，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学员的抗日热情十分高涨，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父亲坚定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思想就是在这里形成的。2009年，我在中央统战部组织的学习考察团在云南昆明活动时，来到曾是黄埔军校五分校的“讲武堂”参观。在现场我与父亲通了电话。父亲用充满兴奋的语调告诉我，进了大门对面高台上是长官训话的地方，左手一排小楼是教室，他在第一个教室的第二个窗户下就座，右手一排小楼是宿舍。学校后边是武器库和学员吃饭、洗澡的地方。学校对面是翠湖，是学员课余时间散步的地方。沿惠通路向西，惠通寺是当时集团军司令部的驻扎地，不远处的惠通旅社当年是关麟征的住宅。学校毕业后，他仍回到原部队，后又到25师任少校参谋。

率部义归

还未等到受降仪式正式举行，父亲所在部队又奉命乘坐美国军舰在海上历时七天七夜，赶到东北，经山海关、锦州，在葫芦岛接受日军投降后，进入沈阳与苏联军队共同接受日军投降。此时，因长期战乱，市区内土匪众多，社会治安十分混乱。经中苏双方洽谈，成立了中苏军警联合稽察处，各出一支部队维护社会治安。父亲担任中方代表兼办公室主任。经过紧张工作，抓捕市区内的各种土匪势力和日军残余势力，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1946年，父亲奉命回原部队，担任25师辎重团团长。此时，内战爆发，部队内部的反内战情绪很大。父亲与解放军某部苏部长取得联系，引势利导逐步做好了起义准备，约好先按兵不动，以防不测，待条件成熟后阵前起义。不料父亲突然听到消息，要调他进城任师代参谋长。父亲十分焦急，唯恐部队失控，起义落空。在与苏部长联系后，托辞未去就职，于1948年将整团兵力配合曾泽生率部起义时，全部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因父亲离家十多年时间，我的奶奶在老家因思念儿子哭瞎了双眼。父亲思乡心切，谢绝了解放军的挽留，于1950年带着妻儿和自己的部分财产回到了山西永济老家，与家人团聚。至此，结束了他的军旅生涯。

父亲在回忆他的抗战经历时，反复说，往事不堪回首，但又很难忘怀。我们饱受战争之苦，也深知和平来之不易。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爱国。当祖国有难时，不能各顾各，一盘散沙，都要挺身而出，精诚团结，为国效力。因为只有国家独立，稳定，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得好。今天我们生活幸福了，不要忘记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没有他们的殊死斗争，我们就会当亡国奴。今天我们无论遇到多大困难，甚至受多大委屈，但一想到他们，我们还有什么可怨言的。共产党英明伟大，让中国繁荣昌盛，人民过上了好日子，外国人也不敢小看中国。父亲非常关注全国和山西省黄埔同学会的活动情况，他的床前摆放的全是《黄埔》杂志，每期必看，有些文章还反复阅读，而且多有感慨。父亲还十分关心台湾问题，每天要看中央电视台的“海峡两岸”。他说：“国家一定要统一，一定会统一，搞台独，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我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台湾和平统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