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耕起源的探讨

□卫斯

我国奴隶社会的衰亡和封建社会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讲，与铁农具的出现和牛耕技术的发明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使用，广大奴隶和农奴就不可能逐步地从奴隶主和农奴主的土地上把人身自由解放出来。

牛耕到底起源于什么时代？它是怎样发展起来的？

所谓“牛耕”，一是牛，二是犁，二者缺一不可。据笔者所知，全国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普遍有牛骨骸发现，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都发现了水牛骨，这证明良渚文化时期我国南方已经开始饲养水牛，距今有五千年以上的历史。

再据甘肃齐家文化遗址与松辽平原西部的大安、双辽等地的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大量牛骨，都足以证明，距今五千年左右，在我国北方也开始饲养黄牛或牦牛。

西周时代，养牛业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牛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还仅仅局限于运输业方面——驾车、乘骑。在部分地区仍以牛为主要肉食对象。至西周末年，用老牛来作祭品或肉食品的习惯开始出现。

春秋时代，统治阶级杀牛祭祖的现象虽时有发生，但牛在生产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由原来的驾车、乘骑，到开始有牛耕萌芽的出现。

认为犁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之末的人，一般都把龙山文化中的“木耒”定为“犁”的范畴，根据河南庙底沟晚期遗址中发现的木耒痕迹来看，这种农具有双齿，“每齿的直径是4厘米，两齿之间的距离也是4厘米，有的宽达6厘米”，齿长“约在20厘米左右”，“从遗有的双齿条痕观察，它的大体形状是木柄的一端分成双叉，用双齿的部分来掘土”（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

从形制上看，这种农具的使用方法是耕者手持耒柄，以耒齿刺入土中翻动泥土，其情况与今天北方农村的铁锨翻地相同。因此说，这种农具根本就不是“犁”，也不可能属于犁的范畴。笔者认为，犁的产生与耕种技术上采用的条播技术密切相关。

因为进行条播，要划地为壕，这种划地为壕的农具，即应该是“犁”的前身。准确一点说，启发人们开始试做进行条播的先进生产工具，“犁”就是这一尝试的产物。

“犁”究竟起源于何时，按照冶金、铸造技术发展史的程序，应该是先有“铜铧”后有“铁铧”。目前，从全国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铜铧”发现极少，“铁铧”则普遍发现于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

战国时代为什么会铸造“铁犁铧”，这与炼铁技术的发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密切关系。

有牛不一定就开始牛耕，但有“犁”就具备了牛耕起码的条件，只有在牛、犁都具备的情况下，方可进行牛耕。

笔者认为牛耕始于春秋。但是，从实物与文献资料相印证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春秋时代之末，在秦、晋、卫、周、齐、燕等地牛耕的萌芽已经出现，即原始牛耕已经出现。而吴、越、楚等南方地区则完全还处于耒耜耕作阶段，或者说远处于锄耕阶段。

由此看来，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我国牛耕的最早起源地，南方地区的牛耕技术是由北方逐渐传入的。

按照冶金铸造技术发展史的程序，应该是先有“铜铧”，后有“铁铧”。为什么考古发掘的结果只有铁铧出土，而很少有“铜铧”出土呢？这个道理很简单，铜虽然比铁冶炼历史要早一千多年，但它真正用于劳动生产工具，尤其是农具的历史并不比铁早。

在奴隶制社会时代，金银尚未开始冶炼，铜是作为贵重金属而用于统治阶级制造奢侈品的。对于奴隶繁重的体力劳动，奴隶主贵族阶级是不会怜悯的。

他们怎能让闪光发亮的首饰或一个明晃晃的觚杯变成一个犁铧和泥土打交道呢？不会的！它们根本不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从以上所谈到的考古资料来判断，战国时代，牛耕技术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开始普遍推广是无可怀疑的。

1952年8月，在徐州双沟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有一幅牛耕图，系二牛抬杠，一人扶犁。铧呈“V”形（见《江苏徐州汉画像石》，1959年8月出版）。

新中国成立后，在陕北发现的东汉画像石刻牛耕图有“二牛抬杠”和单牛曳犁两种，耕夫卷起裤管，一手扶犁，一手扬鞭。犁直辕，柱粗壮，稍高后曲，底短，铧作等腰三角形（见《人文杂志》1980年第2期，《陕北东汉画像石刻考》）

从以上所谈的古代艺术作品的出土范围来看，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也应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比江淮地区及广大南方地区为早。这和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铁铧”出土地域范围基本一致。笔者认为，牛耕技术的出现与其反映到艺术生活中的形象，二者相距时代不会太长。

从西汉之末公元前25年到战国末公元前221年，这期间不足三百年的历史。牛耕为什么主要反映在东汉时代的艺术品中，而在此之前的艺术品中没有涉及呢？想必它在农业生产中是一项重大的、崭新的发明，人们在表现自己的艺术生活时才将它描绘进去。

同时，把生活表现为一种艺术形式，必然是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才能办到的。所以说牛耕技术反映在古代艺术作品中的时间，不是牛耕一开始出现之际，也不是牛耕出现很久之后。

通过上述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足以说明殷商时代没有牛耕。西周时代有可能出现“木犁”，但起初一定是以人拉为主，不存在什么“犬耕”现象。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冶金术的进一步发展，炼铁开始出现，铸造技术已有相当水平，牛耕的萌芽才有可能出现，这时牛耕主要以拉木犁或“包金耒耜”为主，由于“犁铧”在器形上尚处于改进之中——“耒头与耜头”向“犁铧”方面演变还未完成，耒柄和耜柄还不能适应犁辕的基本功用。

因此，牛耕技术还处于实验性的初级阶段。木犁的使用仍然以人拉为主。这和拉丁美洲秘鲁的原始民族也不用牛，只用六至八人去拉犁的方法极为相似。只有到铁农具普遍出现的战国时代以后，犁耕技术才有了较大的发展，牛耕技术才首先在中原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实行起来。而南方的牛耕一定比北方较晚，一般说来，起码晚一个时代或两个时代。

总而言之，至东汉时代，我国南北都普遍开始牛耕，以云南省为例，《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诸葛）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又见《三国志·蜀志·李恢传》：“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这两条史料都发生在东汉建兴三年。据此我们推知，至迟在公元225年以前，云南人民已掌握了牛耕技术，否则，不能以耕牛供给四川（蜀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