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娲非后土浅见

女娲、后土，皆由上古先民口耳相传而来，女娲谓之华夏民族始祖之一，而后土则是与皇天对举的土地神祇。可是，有些学者却牵强附会硬将“女娲”和“后土”往一起生拉硬靠，说什么“女娲者，后土也”，甚至否定汾阴后土祠的“后土圣母”是大地之神祇，实在匪夷所思。

稽古务学，必须真践实履，研究须以史籍为证，以正史为据。对于尚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则应依据考古发掘出土的遗址、遗物等及其所提供的信息加以稽考，否则，所给出的结论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后土：土地神祇

“后土”是古人在土地崇拜中对土地神祇的尊称，史籍不乏记载，正史查之有据。但由于史籍记载简略、繁杂，且历代学者各有不尽相同的解释，今人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若要详述其渊源，谈清其与土地诸神祇的关系，需专著莫属。今引用正史部分记载和权威工具书之解释，以求说明后土是土地神祇。

我们华夏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先辈们在依靠土地获得生存、繁衍、发展中，认为大地是由一些奇异神灵主宰的，农作物丰收与否，取决于那些主宰生灵者的情绪。主宰者高兴，风调雨顺，反之，旱、涝、冰雹等灾害发生。于是在“天之所生，地之所养”的思想束缚下，形成了崇拜天地的礼法。对天地的原始崇拜，是崇拜天地的自然性质及其作用。就土地崇拜而言，当时古人并非崇拜土地实体本身，而是崇拜其地广无边，孕育万物，负载万物，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源，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所以在祭祀天地时，将天地合称为神祇。东汉经学家、文学家马融释云：“天曰神，地曰祇。”就是说“天”为“天神”，“地”为“地祇”（地示、地神），俗称“天爷、地爷”，还有的称作“天帝”“土帝”，这也就是民间迄今还沿袭着“天爷、地爷”的缘由。故《白虎通义》云：“地载万物者，释地所以得神之由也。”

虞舜时期，将“置土而祭”发展为“立社而奉”之。公元前207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建立起来后，神学盛行，祭祀的对象为天地、山川、鬼神等。《史记·封禅书》云：“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参照《左传·僖公十五年》关于“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和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关于“立社祭后土”等记载可知，在夏王朝时期（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就已创新出以整个大地为对象的抽象化的地神——后土，且由帝王（亦即国家）专祀。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后”云：“继体君也。象人之形。施令以告四方，故厂之，从一、口，发号令者君后也。”《康熙字典》释“土”字云：“五行之一。《说文》：地之吐生物者也。……《易·彖传》：百榖草木丽乎土。……后土，取厚载之义。”又释“后土”云：“《书·武成》：告于皇天后土。《传》：后土，社也。……《正韵》曰：后土亦取厚载之义。”

对后土的释义，早期史籍的主要载述如下。

《周礼·春官·大宗伯》曰：“王大封，则先告后土。”郑玄注：“后土，土神也。”又云：“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郑玄注：“示，音祇，本或作祇。”又《大祝》云：“建邦国先告后土。”唐贾公彦疏云：“后土，土神，土神则社神也。按《孝经纬》云：‘社者，五土之总神。’”再《小宗伯》云：“执事祷祠于上下神示。”就是说向天神和地祇祈祷。

《左传·僖公十五年》载，晋国大夫对秦穆公言：“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实闻君之言。”又《文公十八年》云：“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又《昭公二十九年》云：“后土为社。”再《成公十三年》云：“天下以后土为主宰，总管百事。”

《礼记·月令》云：“中央土，其曰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楚辞·九辩》云：“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漧？”（漧，即干）

东晋杨泉所编《物理论》云：“地者，卦曰坤；其德曰母，其神曰祇。亦曰黄地祇，亦名后土。”

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文献通考》云：“后土，即曰土神，又名社神，是两者之也，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

对后土如此大同小异的记载，《辞海》的释义有三：一为“古代称大地为‘后土’，犹称天曰‘皇天’。《楚辞·九辩》云：‘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漧？’”二为“古代掌管有关土地事务的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土正曰后土。’杜预注：‘土为群物主，故称后也。’”三为“土地神，亦指祀土地神的社坛。《礼记·月令》：‘其神后土。’又《檀弓上》：‘君举而哭于后土。’郑玄注：‘后土，社也。’”

自夏商周迄今，历史的车轮滚过了四千多年，社会的情形已大有改变了。如神祇，古时专指天地，如今成了诸神的总称。所以，不能根据现在的情形去臆测先秦及秦汉隋唐的状况。《尚书·甘誓》云：“弗用命，戮于社。”此是夏王在甘这个地方发动大战前对六军将领说：要是不听从我的命令，我就在社神的神位前将你们杀戮。东汉经学家郑玄注《檀弓上》：“后土，社也。”隋唐时期经学家孔颖达疏《礼记·郊特牲》：“土示，五土之揔（总）神，即谓社也。”又《孝经纬》：“社者，五土之总神。”商、周沿袭，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这一国策得以发展。不言而喻，由历代帝王专祀的后土，在肇始之初就是主宰大地之神，其地位与“皇天”对举，并称“皇天后土”。尽管后来有了上述三种释义，但学问是学问，事实是事实，如同“皇天上帝，天也”（《十三经注疏》之《尚书·商书》“惟皇上帝”下注），在世俗上，自先秦承袭至今的后土依然是土地神祇，也就是民间所称的“天爷地爷”中的“地爷”。

女娲：人类始祖

记载女娲最早的史籍，当属战国时的文学家、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楚辞·天问》。可是，屈原并不赞同所隐含的“女娲造人”之说，所以大胆地问道：“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其意正如闻一多先生所云：“按此问万民之身，女娲所作；女娲之身，复谁所作耶？”由此可以看出，女娲造人的传说，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所以，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写道：“伏羲与女娲的名字，都是战国时才开始出现于记载中的……女娲见于《楚辞·天问》《礼记·明堂位篇》《山海经·大荒西经》，但后二者只能算汉代的典籍，虽则其中容有先秦的材料。”

西汉时期问世的《淮南子》，提出了女娲与诸神共同造人之说，即化生说。其《说林训》云：“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也就是说，当女娲造人之际，诸神咸来助之：有助其生阴阳者，有助其生耳目者，有助其生手臂者。该书的《览冥训》还提出了女娲“炼石补天”之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岛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至此，基本形成了女娲造人、炼石补天、立四极、治平洪水、杀死猛兽的神话传说。

到了东汉，应劭将女娲造人的“化生说”演变为“抟黄土造人”的神话。他在《风俗通义》中云：“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凡庸者，絙人也。”

记载女娲的史籍还有《礼记》《山海经》《说文解字》等。

《礼记·明堂位》云：“……女娲之笙簧。”笙，具有多种簧管的一种乐器；簧，乐器中发声的薄片。其记载是说笙簧是女娲制作的。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说文解字》云：“（女）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

《尹子·盘古篇》云：“女娲补天，射十日。”

《列子·黄帝篇》云：“虙羲氏、女娲氏、神农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状，而有大圣之德。”

《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云：“李伏羲，张女娲，人根老祖。”

唐李冗《独异志》云：“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乃结草为扇，以障其面。今时人取（娶）妇执扇，象其事也。”由此又有了女娲兄妹婚配繁衍人类的传说。

权威性工具书《辞海》释女娲云：“神话中人类的始祖。传说人类是由她和伏羲兄妹相婚而产生，后来他们禁止兄妹通婚，制定婚礼，这反映了我国原始时代由血缘婚进步到族外婚的情况。又传说她曾用黄土造人，折断鳌足支撑四极，治平洪水，杀死猛兽，使人民得以安居。”

传说源于民间文学创作，尽管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美好心愿，但毕竟不是史实。就是在科学极为落后的古代，人们还是对这种传说提出了许多质疑，如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谈天篇》、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不过，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善良的人们在“宁可信其有，不可疑其无”和祭祖祀神的心理作用下，依然尊称女娲为“娲皇”，是华夏民族始祖，并建宫、庙祀之。自然而然，伏羲也被尊为人类始祖。

稽考：遗址信息

以上史籍记载，已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女娲和后土是互不牵连，且各自独立的神祇。然而，有的学者以甲骨文中所谓的“象形字”为据，以字音、字义为“线索”，往一起凑、拼，令读者难以心悦诚服地接受。究其原因，其象形字在稽古务学上，特别是在对尚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之稽考中，远不及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和遗址及其所提供的信息的可靠性令人信服，充其量也不过是“孤证”而已。

远古文化遗址

1979年5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辽宁西部的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东山嘴村发现一处大型石砌祭坛遗址，属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据《中华文化辞典》载：“祭坛遗址由一圆形祭坛和一方形祭坛组成，象征‘天圆地方’，建筑布局以南北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主次分明。遗址中发现的坛、庙、冢布局严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十三陵布局相似，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史学界认为，五千年前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明社会已经在这里出现，从而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黄帝内传》云：“帝筑圆坛以祀天，方坛以祀地。”此祭坛显然是为祭祀皇天后土而建的。其建造最迟应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

席涵静《先秦社祀之研究》载，1965年，在江苏省徐州市北17公里的丘湾地区，发掘出土商代文化遗址。遗址中被认为是商代“社祭”遗址的，是4块未经人工雕琢的大石块。这4块石头紧紧靠在一起；中间一块较大，下端楔形，插入土中，其南、北、西三边各一块。在这4块石头周围，考古学家清理出人骨20具，人头两个，狗骨12具。人骨的葬式是俯身、屈膝，双手反绑在后，有一半头骨破碎，可能是被石块砸死。20具人骨中，可辨认出的有6男、4女，皆青壮年。考古学家们认为，这是商代“祭社”的遗址，4块石头为商代的石社主；人骨、狗骨是多次祭祀的牺牲。该书又载，1974年，在江西省清江发现4件刻有文字的陶片，其中一件上刻有“入土，材田”。学者们依据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中关于“土为古社字”之论，认为是商代古人进入“社主地区”祭祀，然后开始田猎的记录。《史记·三王世家》云：“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孙星衍在《尚书今古文注疏》中云：“社者，立社祭后土。”上述的商代社祭遗址，无疑是祭祀后土的。

彩陶及纹饰信息

河南渑池仰韶村、甘肃秦安大地湾、陕西西安半坡、山东泰安大汶口、郑州大河村、甘肃临洮马家窑、青海乐都柳安、河北武安磁山等文化遗址中，先后出土了大批的彩陶。早期的彩陶纹饰是水波纹、漩涡纹和阴纹，中期和晚期的主要纹饰有“蛙纹”“罔纹”“鸟纹”“太阳纹”“田格纹”“变体蛙纹”“变体鸟纹”等，还有“鲵鱼纹”“人鱼纹”及“似人非人、似蛙非蛙”的“蛙神”，即神人纹（或人神纹）。考古学家依据史前时期地球发生洪水灾祸的史实和在大地湾出土的人首彩陶器，认为这些或写实、或拙劣、或抽象的彩陶纹饰，虽然没有直接用文字的形式记录历史，却以它独特、夸张、抽象的纹饰，向后人传递了重要的古老信息。按照彩陶纹饰所记录的史前人类故事，保留的史前人类的生活印迹，专家们作出了如下见解。

一是陶器艺术品距今5000年至8000年，无疑诞生在母系氏族社会，且是由妇女发明、先期制作的。

二是“素陶”的“乳钉纹”和彩陶的阴纹及水波纹、漩涡纹等，反映出人类在崇拜天地之后，即崇拜女性生殖器和水。这是因为在原始社会中，生殖也是一种生产力且古人临水而居又深受水害之故。

三是“变体蛙纹”“变体鸟纹”“鲵鱼纹”和“蛙神”图案的出现及“蛙纹”的持续延用，反映出古人对青蛙等两栖动物的崇拜。

四是“似人非人、似蛙非蛙”的“蛙神”（神人纹）和“人鱼纹”图案的出现，是古人将对动物的崇拜人格化，即为“人神崇拜”。这说明了古人将对动物的崇拜逐步转变为对人的崇拜，后逐步发展为祭祖。

五是彩陶纹饰展现了母系氏族社会由繁荣至衰落及转入父系氏族社会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

根据史学专家们的研究结论，结合各个文化遗址的大体年代，可以得知史前时期这一阶段的大体情况是：在距今7000年至8000年前，中国的农耕聚落获得了第一次扩展。延至距今6000年这一时期，其农业生产、陶器制造、家畜饲养等生产技术水准，都较前有了显著的发展。在距今5000年至8000年期间，发生了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第二次大洪水。“为水害”致使“共工用灭”的历史，应发生于距今4700年以后的小波动中（《古中国简史》）。而由母系氏族社会转入父系氏族社会，约在距今4100年至4600年期间。

按照上述见解，参照这一阶段的大体情况，我们对女娲之传说可以作出如下之猜想。

第一个猜想是“女娲”和“伏羲”是古人赋予聚落首领（母系）、部落酋长（父系）的名字。深受水害的古人，都希望带领他们生产生活及躲避洪水的首领、酋长，能如神人那样拥有各种本领，有如具有“神灵”的青蛙等两栖动物那样熟悉水性、驾驭河水，从而战胜洪水。女娲、伏羲名字赋予时间，应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的这一时期。此恰好也说明了“娲皇宫”“伏羲庙”在全国多处建有的原因之所在。

第二个猜想是将彩陶的制作和修补栖身之洞穴神话为“女娲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彩陶制作的第一道工序是和泥。用于制作彩陶的泥，是需要进行数次踩、蹂，此即为“抟土”；“素陶”经过烧炼，方成彩陶，黑、白、红、黄、绿五色俱全，且质地坚硬，故被夸张为“炼五色石”。再说，人类最早的栖身之处是天然之洞穴，而天然洞穴难免会有多个或大或小的水洞、窟窿、洞口，栖身的古人则可以通过顶部的窟窿或水洞望见天的。为了防止山水、野兽侵入洞穴，伤害人们的生命，古人们便用石头堵住或在外边盖住多余的洞口、水洞、窟窿。富有惊人的灵感和想象力的古人，在创造古文化中，将制作“人首彩陶器”与修补洞穴神话为“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特别是补天神话，实际上是人类对那个时期的生动记忆，古人（女娲）不是创造天地，而是整理天地的环境，以适应人类的生存。

在出土的彩陶上，大量的“鸟纹”“鱼纹”“蛙纹”及相关的纹饰反复延用和抽象的绘画，说明古人的图腾是因聚落有别而不尽相同，如半坡人的图腾为鱼，东夷人的图腾是太阳。“蛙纹”在彩陶纹饰中是持续时间最长、布局最广、发展变化最大的纹饰图案。从“蛙纹”到“变体蛙纹”，再到“蛙神”，即“神人纹”，说明青蛙是个深入人心的神灵形象，“蛙纹”图案则成为神灵的载体。这是因为青蛙繁殖力强和能战胜洪水之故。古人以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创造思维和惊人、丰富的想象力，从最初对水及青蛙之类动物的崇拜，发展到围绕在彩陶器中部的“变体蛙纹”图案，即“蛇身”的雏形，再到拟人化的“蛙神”，逐步想象并创造出由“兽头（龙头）、蛇身、鸟爪和鱼尾”组成的华夏民族的图腾——“龙”。有的学者称女娲、伏羲的“蛇身人面”是“龙之孑变”，亦是由此而来。这便是第三个猜想。

辨析：史籍之载

司马迁在所著的《史记·封禅书》中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司马迁在文中明确地告诉后辈，虙羲、炎帝、黄帝等古代帝王都到泰山祭祀天地，唯大禹和周成王在泰山祭天，之后，大禹在浙江省绍兴东南的会稽山祭地，周成王则在“大社”举行祭地仪式。又云：“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

《辞海》解释“封禅”云：“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禅’。”位居帝王封禅名次第二的“虙羲”究竟是哪位先帝呢？据《颜氏家训·书证》载：“张揖云：‘虙，今伏羲氏也。’孟康《汉书古文注》亦云：‘虙，今伏。’……是知虙之与伏，古来通字”也。虙（伏）羲到泰山封禅，无疑是去祭祀天地，即皇天后土。又清人赵翼曾指出：女娲辅助太昊祷于神祇。“天曰神，地曰祇。”（东汉马融释语）就是向天神、地祇祈祷。按照伏羲与女娲系兄妹、夫妻而言，该如何理解“虙（伏）羲到泰山封禅”、女娲祷于神祇及“伏羲、神农、女娲为三皇”（《春秋纬·运斗枢》）呢？所以，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颇有哲理的。

结论：考察本始

笔者探讨的后土文化特点之一就是“考察本始”。有了“源”，就可以顺其流而见到支流、溪。反之，无源之水，也只能是在支流、小溪间绕圈子，徒费口舌笔墨。

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中的祭坛遗址，“从而将中华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当是母系氏族社会所留。结合浙江省丘湾地区商代文化遗址和江西省清江出土的4件陶片，足以说明在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祭祀天地的礼制已经有了雏形。公元前2070年，夏王朝建立后，“禹兴而修社祀”，始将土地神祇尊为“后土”，由帝王（亦即国家）专祀。到了殷商时期，祭祀皇天后土已成为比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兵事还重要的国策。“从郊而止宗庙，奠瘗天地之神，无不齐肃而尊敬之”（《诗经·十三经注疏》）。汉元鼎四年（前113），汾阴后土祠建成后，即成为西汉帝王祭祀大地之神（即地祇）的圣地，东汉、十六国、唐、宋沿袭。《续资治通鉴》载：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辛酉（日），宋真宗“祀后土地祇……悉如封禅礼……还奉祇宫，诏设后土圣母像”。汾阴后土祠塑像由此确定为女性，尊称“后土圣母”。

再看一下女娲衍生。大家都知道，在史前时期，古人是没有名字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著名演员庙和著名演员塑像，考古学家之所以将其定名为著名演员，即说明了这一问题。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著名演员出现，还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古人对自然崇拜已逐步转变为对“人神”崇拜；二是在这一时期，“女娲”的这一名字还没有出现。按考古学家的最新见解，女娲、伏羲是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时期，古人对聚落首领、部落酋长赋予的名字，但并不是哪一个人的专用名字。其沿袭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云：“首任首领所承受之名号，此后就成为各个继任者相沿袭用的名号。”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时期，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2100年期间。春秋战国到汉代的人们还是知道我国古代有一个时期是“知母不知父”的，所以，口口相传将制作陶器、炼制彩陶和修补栖身之洞穴神话归于“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的女娲一身，也就顺理成章了。于是在战国时期，始有女娲造人之说。经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在唐朝才充实、完善了女娲兄妹婚配繁衍人类的传说。

厘清了后土、女娲之源流，就明确了各自原本的神性，亦见到了庐山真面目。

【据《运城市志·附录·史料考辨》（中华书局，2018年8月），略有删减】

孙安邦 陆峰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