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祀汾阴后土实迹

陆峰波

汉元鼎四年（公元前113），汉武帝刘彻对西周以来“祭九州之土”的“大社”（《左传会笺》）予以沿袭和发展，诏令创建汾阴后土祠（今万荣后土祠西约4.5公里处）。从此，“营泰畤于甘泉（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定后土于汾阴，而神祇安之，飨国长久”（《汉书·郊祀志》）。汾阴后土祠由此成了炽盛于历史脉动的皇族圣境。据民国《荣河县志》和后土祠《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刻记载，西汉、东汉、唐、宋4朝计有9位皇帝24次祭祀后土。可是，这与国史典籍关于自西汉，经东汉、十六国、唐朝迄北宋5朝8位皇帝19次亲祀的记载不尽相同：还遗漏了西汉、北宋和金（南宋）、元两朝7位皇帝7次派遣朝廷官员代替祭祀的祀事。

帝王祀汾阴后土的次第为：

西汉武帝刘彻元鼎四年（前113），“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上亲望拜，如上帝礼”。（《资治通鉴·汉纪十二》）

西汉武帝刘彻元封四年（前107），“春（季），三月，祀（原为祠，下同）后土”。（《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西汉武帝刘彻元封六年（前105），“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西汉武帝刘彻太初二年（前103），“三月，上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十三》）

西汉武帝刘彻天汉元年（前100），“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汉书》卷六《武帝纪》）

西汉宣帝刘询神爵元年（前61），“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十八》）

西汉宣帝刘询五凤三年（前55），“三月，上幸河东，祀后土”。（《汉书》卷八《宣帝纪》）

西汉元帝刘奭初元四年（前45），“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二十》）

西汉元帝刘奭永光五年（前39），“三月，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一》）

西汉元帝刘奭建昭二年（前37），“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汉书》卷九《元帝纪》）

西汉成帝刘骜永始四年（前13），“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

西汉成帝刘骜元延二年（前11），“三月，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

西汉成帝刘骜元延四年（前9），“三月，上行幸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四》）

西汉成帝刘骜绥和二年（前7），“三月，上行幸河东，祀后土”。（《汉书》卷十《成帝纪》）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十八年（42），“三月，幸蒲阪（今永济市西），祀后土”。（《资治通鉴·汉纪三十五》）

前秦苻坚永兴二年，即晋升平二年（358），六月，秦王苻坚“如河东，祀后土”。（《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二》）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一年（723），“二月，壬子（日），祭后土于汾阴”。（《资治通鉴·唐纪二十八》）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年（732），“十一月，庚申（日），祀后土于汾阴”。（《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

宋真宗赵恒大中祥符四年（1011），“二月，丁己（日），……法驾入宝鼎县（原为汾阴县，后改为荣河县，1954年8月15日与万泉县合并为万荣县）奉祇宫。戊午（日）……自宫至脽……庚申（日），群官宿祠所。辛酉（日）……至坛次，服衮冕，登坛，祀后土地祗，备三献，奉天书于神座之左，以太祖、太宗并配，悉如封禅礼”。（《续资治通鉴·宋纪二十九》）

遣官致祀的次第为：

汉哀帝刘欣建平三年（前4），“冬，十一月，令太皇太后下诏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罢南、北郊。上亦不能亲至甘泉、河东，遣有司行事而礼祠焉”。（《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六》）此当为朝廷遣官致祀之首例。

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九年（976），“遣官致祀”。（民国《荣河县志·记一》）

宋真宗赵恒景德四年（1007），朝廷“遣工部尚书王化基诣汾阴后土祠致祭，用大祠（祀）礼”。（民国《荣河县志·识余》）

金世宗完颜雍执掌朝政期间（1161—1189年），“遣官至河中祠（祀）后土庙（祠）”。（清光绪《荣河县志·事纪》）

金章宗完颜璟执政期间（1190—1208年），南阳郡王曾奉完颜璟诏令，亲临汾阴，代祀后土。（清乾隆《荣河县志》）

元世祖忽必烈执掌朝政期间（1260—1294年），“遣官至河中祠（祀）后土庙（祠）”。（清光绪《荣河县志·事纪》）

元顺帝惠宗妥欢帖睦尔至元六年（1340），春二月二十七日，翰林文字承事郎撒都刺、翰林待制王沂，率晋宁路总管府治中臣纳、知河中府兼管本府诸军奥鲁、劝农事臣赵汝楫奉旨抵汾阴脽，祭祀后土。（明嘉靖《荣河县志·艺文·代祀汾阴后土记》）

经过考析，县志和碑刻因受诸种原因影响，致使遗漏前秦苻坚“如河东，祀后土”及6例失实。简而言之，一是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治庙汾阴，欲祀出鼎”。二是创建后土祠已由汉元狩二年（前121）纠正为汉元鼎四年。三是错记两则，即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十二月，幸（山东）高里，祀后土；汉哀帝建平三年遣官致祀。四是多记了两例，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三月，祀后土；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冬十一月，祀后土。

历代皇帝用祭天的礼制祀后土，是“为农祈谷”、“祈为百姓蒙丰年”，以求“屡获丰年”，让众多的百姓迎来幸福，过上好日子。也就是说皇帝为了江山社稷而祭祀与皇天地位相同的后土地祇，祭祀“天下地神之宗”的。因此，汾阴后土祠被公认为是国家祭祀大地之神的唯一可考的肇始之地，亦是北京“社稷坛”和“地坛”的前身。所以，纠正《荣河县志》及碑刻之误，采用国史典籍自西汉，经东汉、唐、宋迄金、元7朝14位帝王26次祀后土，也应该是无可厚非的。